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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心目中，杨利伟，是中国第一个飞上太空的宇航员，是英雄。他到每一个地方都刮起“飓风”，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想亲眼看看他，和他握握手，听听他的声音。而在她的眼中，杨利伟只是尽力完成了一项任务，与每一个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工作的人一样。
她，就是张玉梅，杨利伟的夫人，那位在丈夫飞天21个小时中不曾合眼成眠的妻子。
前昨两日，杨利伟带着妻儿到深圳参加“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年文化周活动，我们一路跟随。从与她不经意的交谈中，我们读到了妻子眼中的杨利伟。
“他飞前和飞后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多了些活动，常要到处走，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应该的。”
张玉梅穿着一身素雅的黑色裙装，静静地带着9岁的儿子杨宁康坐在观众席的最左端——第18排第86、88位。尽管只能看到舞台的三分之二，但母子仍看得津津有味，融入一波波起伏的人浪，为青春中华欢呼。
当杨利伟出现在舞台上时，周围的华人青年都尖叫着、欢呼着争先涌去前场，但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位走上过道、与大家一样举起小巧数码相机的普通妇人，就是杨利伟的妻子。
从人群中挤回来的张玉梅感慨地说：“他飞前和飞后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多了些活动，常要到处走，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应该的。”
她解释，1998年以前，杨利伟在四川当飞行员，但四川天气不好，雾特别多，飞行时间很不固定。后来，到了北京，正式进行航天员训练的时候，他的作息时间才比较有规律，基本每个周末都会回家。“当他从‘神五’下来后，活动就多起来，经常要出差，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时候回家只是歇一歇，行李箱都不用打开就又要走了。”
“有一次，我差不多有两个礼拜没有见过爸爸了。”小宁康突然嘟哝地插了一句，张玉梅爱怜地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发，接着说：“我俩倒没什么，只是有时候活动多了，看他到处奔波有点心疼。当有机会可以带上家属的时候，我就想跟着他去，多照顾他。现在儿子放假了，也带上，一家人就可以多聚聚了。但前提是，既不要影响他的工作，也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这次青年文化周组委会原本给他们一家三口安排两间房，但小宁康坚持要跟父母住一起。但张玉梅觉得过意不去，打乱了组委会的计划，两母子都坚持不用加床，就让小宁康睡在躺椅上。
随同杨利伟而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家一直都非常低调，举家外出时，一般都是杨利伟在外工作，母子在下榻的地方休息。
“在别人眼里，他也许是个伟大的英雄，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与其他家庭没什么两样。对儿子来说，他还是一种鼓舞和榜样。”
张玉梅与杨利伟是同一届的中学校友，在别人的牵线搭桥下相识，1990年结婚时，张玉梅是一名中学老师，婚后随着杨利伟转到部队工作。
“我见他的第一面，觉得这个人很踏实，很可靠，还行。”张玉梅笑着回忆，“我们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地方，当时电话还不多，就通过写信来交流，那么来来往往几次后，我们就结婚了。那时候好像不浪漫，但从谈恋爱到结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点一点在加深。”
“他特别细心，我大部分衣服是他给买的。有些是他出差带回来的；有些是一块上街，他帮挑的。”聊起日常生活的点滴，张玉梅脸上荡漾着幸福，顿了顿说，“尽管有时候他看上的，我未必喜欢；或我中意的，他未必欣赏。”
突然，小宁康“吃醋”了，一字一顿地对着妈妈说：“我明天要叫爸爸给我再买个玩具，这次要太空人的。”说完，又低下头，专心地“研究”魔术变形方块。
张玉梅说，杨利伟很顾家，尽管工作很忙，但再忙，每次出差在外，都会一天打一个电话回家，看看家里怎么样。一有空，就会辅导一下儿子的功课，陪他玩，带他去公园。
“我坐月子的时候，他还下厨做饭，那时他的拿手好菜是西红柿炒蛋。”说着说着，张玉梅很感慨，“在别人眼里，他也许是个伟大的英雄，但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与其他家庭没什么两样。对儿子来说，还是一种鼓舞和榜样。”
“他非常谨慎又非常自信。在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前，既不说一定可以，也不说一定不可以。”
有记者曾经在宇航员的人选确定前问过杨利伟：“你觉得谁最有机会登上‘神五’？”
杨利伟回答：“我们当中谁都有可能，我们每一个都积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上去。”
“这就是杨利伟的性格最真实的反映”，张玉梅说，“他非常谨慎又非常自信。在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前，既不说一定可以，也不说一定不可以。”
张玉梅介绍，性格沉稳在杨利伟打乒乓球时也有所体现，他的球感特别好，对球的落点、方向的判断都很准确，而且无论比分落后还是领先，都不动声色，直到比赛结束。
“他吃饭从不挑吃，在着装上更是没有特别要求。在我生孩子的时候，他居然能把结婚时搬家的衣服一件不拉地找出来，把最旧的用来当尿布。”张玉梅忍住笑，认真地评价，“不仅生活上不讲究，他对名利也看得很淡，在完成航天任务之后，别人都在夸他，称他为英雄，他仍然很清楚自己只是航天事业的一分子，很平实，谁要签名或合影，他都尽量满足。”
“他还特别能吃苦，从1998年开始，5年来进行了挑战人体极限的各项艰苦训练，全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张玉梅心疼地说：“除了身体素质的锻炼以外，他还要进行文化课的学习，一共学了几十门课，大大小小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考试，晚上很少能在12点以前睡觉。但他都坚持下来，一个‘苦’字都没有说过。”
“我当初也有心理准备，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合不上眼，睡不着。”
“飞天前那晚，他什么也没说，只跟儿子说要去出差。”重温起出发前的一刻，张玉梅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似乎又回到了当时的心情。“飞天前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身体的一点小变化——打个喷嚏，也可能与飞天失之交臂。我也不想给他增加压力，也不敢多问，直到他出现在飞船的时候，我才敢肯定飞天的航天员就是杨利伟。”
杨利伟在天上绕行的21个小时里，张玉梅常常对自己、对儿子说“这是任务，很快就回来”。“其实我真的并不担心，这是任务。我当初也有心理准备，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合不上眼，睡不着。”
没想到太空船飞行到第八圈时，一家人可以临时对上话，张玉梅说，我当时就只想到为他鼓劲，让他放心。当杨利伟一回到家，小宁康就高兴地扑向父亲，三个人在杨利伟带回来的国旗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人们不会忘记杨利伟在“神舟五号”上举起国旗的那一幕，而这面伴随他飞天的国旗，如今就放在家里。国旗、名字，共同见证了中国航天历史性突破，也记录下一个普通家庭的伟大亲情。
张玉梅早在认识杨利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军人，从事的是高风险的职业，意味着奉献和牺牲。1998年一家人调入北京后，全家更是有心理准备肩负起神圣的责任，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多年来的航天梦。
但张玉梅告诉我们，她“习惯了”，现在还成了半个气象专家，每天都在关注天气的变化，晴天，阴天，还是雨天，给丈夫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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