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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
七次访苏———
赫鲁晓夫说,“这个人可厉害”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列席。中共中央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邓小平是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这是他第一次出访苏联。
苏共二十大会议闭幕的当夜,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看了报告的速记稿后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6月,发生了波兰事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就波兰事件与苏共中央协调。其间,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了多次会谈。邓小平的这次莫斯科之行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是他来了,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可不低。”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主持了会议的共同宣言的起草工作。会议最后签订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公开化了。特别是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并中止执行和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与协定,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也愈演愈烈。
1960年,邓小平三次去莫斯科。
9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进行了多次会谈,驳斥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尤其不允许借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其他兄弟党的原则立场。邓小平还严肃批评了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把国际共运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9月30日,邓小平回国不到十天,又再次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
11月,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再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一次,邓小平又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
1963—1964年,中苏两党全面论战达到白热化。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1963年7月,毛泽东再次点将邓小平为团长,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由于双方分歧比较大,谈判最终破裂。7月21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党政军各部门和首都群众代表5000多人,到机场热烈迎接。代表团刚走下舷梯,毛泽东就率先走上前去,与邓小平亲切握手,并与代表团成员在飞机前合影留念。
“文革”初期———
“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缺乏思想准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做法,邓小平是不赞成的。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作为总书记,邓小平很不赞同对吴晗的批判。他曾劝慰吴晗,想保吴晗。
当毛泽东做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邓小平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和夫人卓琳还把杨尚昆在北京上学的女儿接到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当毛泽东指定他主持军队方面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他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只有采取回避的方式。
在批判彭真所谓“反党罪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没有附和。会后,还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面对北京不少大学出现的乱揪乱斗现象,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向首都各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力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党领导的轨道。6月4日,邓小平在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说,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派工作组的做法,对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8月1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此次会议后,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违心的检讨: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
12月25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组织游行,张贴标语、大字报,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967的1月11日,邓小平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中南海邓小平的住宅,成了他被监管的场所。
第二次复出———
“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1971年11月的一天,谪居江西的邓小平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一同得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失败的消息。
听完文件传达后,邓小平回到“将军楼”,说出了久久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然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揭露、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表达了愿为祖国和人民重新做些工作的愿望。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的家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还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周恩来马上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的。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重新肯定,可以说是准备起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周恩来接到批示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连同邓小平的原信交中办印刷厂印出,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另外,他果断决定,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起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1972年秋冬,经中央批准,邓小平到井冈山、赣南、景德镇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这是他到江西两年多来第一次外出,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年后第一次外出。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2月20日,邓小平一家踏上了返京之路。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抱病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4月12日晚7点30分,邓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西方一家杂志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2月1日,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1975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邓小平,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党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心,义无反顾地发起了一场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的全面整顿。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经过对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这次全面整顿,实际上是三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先声。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1975年9月20日下午,医生准备给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躺在推向手术室的平车上,周恩来向旁边的人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听到呼唤,邓小平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他用力地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又一次被解除一切职务———
“我是桃花源中人……”
1975年秋季,“四人帮”利用作为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病入膏肓的康生也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的内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不能容忍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想再给邓小平一次机会,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
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明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并要求进行讨论,讨论情况上报中央。
一场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并且迅速扩大到全国,对邓小平的批判也随之逐步升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中央讨论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在叶剑英的坚持下,1月15日,已经处于受批判地位的邓小平,忍着巨大悲痛,代表党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这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后一次在中国电视屏幕上露面。
十多天后,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虽然他的职务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了。
3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在全党展开。
1976年的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活动。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战场。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在毛泽东面前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总指挥。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后来说,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两个凡是’不行”
“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要求全国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2月9日,邓小平因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
此时,在党内和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内许多老同志纷纷前往探视,表达他们对邓小平复出的关注以及鲜明的态度。
正当人们期盼邓小平复出的时候,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他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对党对国家前途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写给中央的信中,针对“两个凡是”,阐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4月下旬,邓小平明确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还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端正党风、军风、民风“特别重要”。
随后,在党的十一大上,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同一些部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又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以毛泽东同志是否画圈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应当实事求是。
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的举动,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叶剑英先后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谈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
主抓科教工作———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以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为新时期的科教改革与发展铺平了道路。
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亲自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讲话,肯定建国后17年科教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他又约请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毛泽东的一些话,是断章取义,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要进行批判。他要求教育部甩掉“两个估计”的包袱,大胆为知识分子说话,放手工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教育部组织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讨论》,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进行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
与此同时,邓小平花了大量精力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首先,解决了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工宣队”问题,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逐步实现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校长负责制。其次,恢复了高考制度和派遣留学生制度。第三,恢复和确定了应当集中力量办好的科研单位和大、中、小学。第四,编制了《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一批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第五,恢复了各级学校的原有学制和教学秩序,重新编定了教材。第六,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在主管科学教育工作期间,邓小平频繁会见华人科学家,听取他们对中国科教发展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意见和建议。
在科教秩序迅速恢复的基础上,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4月22日至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我国科教史上两次空前的盛会。邓小平出席了这两次盛会的开幕式并讲了话,提出和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对科教界人士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一个字也不要改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在送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有人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讲了那么多观点,你们为什么不引用?毛主席讲知识分子要团结要教育改造,你们为什么不讲?起草者询问稿子要不要改、怎么改时,邓小平语气相当坚定地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出访日本———
刮起“邓小平旋风”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乘专机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
10月23日上午9点30分,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10点30分,邓小平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中午,邓小平前往皇宫拜会裕仁天皇夫妇。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二战后第一次会见天皇。下午,邓小平和福田赳夫举行第一次会谈。
25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邓小平让西方记者们充分领略了他那坦率、务实和开放的作风。邓小平说,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人民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中的好经验请教,也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好经验请教。我们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中国是有希望的。
26日下午,邓小平离开东京,乘新干线超特快列车赴京都访问。在车上,当日本记者请他谈谈对新干线的观感时,邓小平说,就感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邓小平对日本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世界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说:“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在深入思考。”美联社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邓小平的访问,在日本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日本列岛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日本新闻界和政界人士形象地称之为“邓小平旋风”。
语惊四座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点,邓小平在东京日比谷举行了一次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
他一入席,就给人一种沉着、自信、充满活力的感觉。记者会一开始进行得颇为平静,但随着日本记者提出“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会场内刹那间紧张了起来,大家一个个屏住呼吸,等着听邓小平怎样回答。但见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道:“尖阁群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邓小平的回答,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吃惊。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平对这样敏感的问题做出如此机智的回答。
农村改革———
“你们就这么干下去”
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地搞起了分田到户,并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安徽省外,其他一些省份也开始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四川、云南搞了包产到组,广东实行了“五定一奖”,安徽不仅搞了包产到组,还出现了包产到户。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四个省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情况,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一时间,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民内心忐忑不安。这时,邓小平站出来讲话了。他在听取安徽省委领导同志关于农村改革的汇报时坚定地说,你们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等省农村改革的经验。他说,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尘埃甫定,邓小平便开始思考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1981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说,公社制度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对胡乔木建议在1982年全国农村要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普遍恢复乡政府、恢复村长的来信做出批示:我赞成乔木同志的意见,如何实行,请书记处、国务院拟定。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的批示进行了讨论。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设立乡政府。到1984年,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乡政府,人民公社体制就此终结。
(本文图片及文字全部选自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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