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客厅里 |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引自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底，党中央公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国际国内都十分关注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关键时刻，邓小平多次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这一意见。
197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在起草叶剑英讲话稿时，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他还多次对稿子提出修改意见，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的讲话。这个讲话发表后，在党内外反映都很好。讲话中宣布，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做出一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国庆节刚过，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了历史决议的整个起草工作。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后同胡耀邦等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三条总的指导思想：第一条，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对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他要求，对历史问题，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4月1日，邓小平又一次对决议起草发表了系统性的意见，提出了决议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初稿后，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重新写。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决议草稿做了较大的修改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了4000多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
10月25日，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这以后，一直到《历史决议》通过之前，邓小平对如何吸收党内外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决议多次找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这些谈话有些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邓小平赞成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他亲自登门看望陈云，征询陈云对决议修改稿的意见。
1981年6月15—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最后的讨论修改。2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决议稿：“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27—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2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9日，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对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决议真正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做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越来越显示出他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这一巨大贡献的深远意义。
“此人叫邓小平” 1975年4月18日下午5时。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书房。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邓小平陪同会见。
当金日成主席走进毛泽东书房时，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
毛泽东说：“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
“谢谢。”
毛泽东又说道：“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说着，指着在座的金日成和邓小平等人。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
“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件事。”金日成说。
“我的腿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毛泽东问道。
金日成答道：“很好!我跟主席已经几年没见面了!”
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一句“欢迎”，并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一边说着，一边指着邓小平，“此人叫邓小平。”
金日成主席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泽东接着又指着邓小平说：“他会打仗。”
话音刚落，金日成补充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还会反修正主义。”毛泽东始终不忘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
谈到这里，金日成多少有点感慨地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十年没见了。”
毛泽东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
“很好，我们欢迎。”金日成说。
毛泽东说：“我们要他!”语气十分坚定。
“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交待。
“邓六条”
为了结束海峡两岸分裂的不幸局面，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探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途径和办法。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如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1978年的下半年，他多次谈到，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谈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邓小平对杨力宇说：“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治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
收回香港———
“主权问题
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小平表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谈到保持香港的繁荣问题，邓小平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当撒切尔夫人表示如果香港不能保持繁荣，会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带来影响时，邓小平说，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撒切尔夫人说，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这次会谈，为中英解决香港问题定了基调。此后，中英两国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在香港驻军问题是中英谈判中争论最大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港澳记者时说，你们去登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在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如果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1984年6月22—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详细阐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撒切尔夫人说，“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是充满想像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
邓小平多次表示，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但是这个心愿却成了遗愿。
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
“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开始了他对经济特区的第一次视察。
1月24—2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视察。邓小平听取了深圳市委负责人关于特区工作的汇报，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表示：“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子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珠海视察。
26日下午，邓小平入住中山温泉宾馆并在此休息了两天。他在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等人时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视察珠海经济特区。他听取了珠海市委的工作汇报，在珠海宾馆休息时说：“这里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他还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7—10日，邓小平在王震等的陪同下，视察福建省厦门市和正在建设中的厦门经济特区。2月9日，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2月11—1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2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经济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厦门经济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经济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经济特区，但可以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搞好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问题。
确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1989年6月23—24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要有一个核心。早在1989年5月组建这个班子时，他就对李鹏、姚依林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论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现在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到这年的9月，邓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所做出的成绩之后，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9月4日，他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没有什么怪话，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他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表示，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由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几天后，邓小平和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一道，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邓小平对大家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儿孙绕膝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退休了。
邓小平真的过起了儿孙绕膝的恬静生活。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八点起床，喝一杯浓茶，他喜欢四川或者安徽的青茶，也喜欢西湖的龙井。然后吃过早饭，看看报纸，大约十点钟，到院子里散步。十二点吃午饭，午休到三点，起来打桥牌，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儿步。六点半吃晚饭，在饭桌上他喜欢听孩子们聊天。晚上再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
邓小平是个球迷，对体育节目百看不厌。《体育报》也必看。他特别喜欢看足球。据说，早年他在法国的时候，为了看足球，还当了一件衣服。退休以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只要有足球比赛，他一定是电视机前的忠实观众。
邓小平最爱锻炼身体。每天散步之前，他都要做操。退休之后，他为自己编了一套体操，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但他做起来却是十分认真。
邓小平每天都要看电视。每晚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必定要看。他喜欢京剧，特别喜欢言派。后来岁数大了，耳朵又不好，才很少看了。他也喜欢家乡的川剧，“文化大革命”前，川剧进京，他和朱德、陈毅等四川老乡必定要看。退休以后，他还爱看一些电视剧。但是，需要孩子们或者工作人员在旁边给他讲解，因为他耳朵听不清。每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他必定和全家人坐在一起观看。全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邓小平最喜欢的是孩子。他有五个子女，四个孙辈。退休之后，他和孙辈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南方谈话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对湖北省委负责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在珠海，邓小平参观了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计算机房内，邓小平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年轻人交谈起来。他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要拉拉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
与公司科技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后，他再次绕到后排，与站在那里的几位年轻人握手，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走出计算机房时，邓小平高兴地连声说道：“好东西，好东西啊!”接着又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
来到深圳，邓小平说，对办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时，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不久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情系大海
邓小平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1989年9月16日，他对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邓小平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
七十高龄以后的邓小平，差不多每年的夏天，都要兴致勃勃地到大海中劈波斩浪。
1983年夏天，邓小平已近八十高龄。他在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视察工作之后，来到了大连棒槌岛。在岛上的七天时间里，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没有下海外，每天上午他都投身大海，与风浪为伍。
他的女儿邓林写道：“爸爸则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的深处。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
1992年的夏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北戴河。但是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邓小平坐在海边深情地看着大海。每天早晨起来，他最关心的是，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水温多高，海浪大不大。他太向往大海了。后来，经过医疗小组研究批准，邓小平终于可以下海游泳了。这一年夏天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游了八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中游泳。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的骨灰被撒向大海，他在大海中得到了永生!
(本文图片及文字全部选自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画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