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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在一些学术网站的论坛上，一场关于中国有无必要进行“大科学”项目的论争“烽火”经久不息。
这场“烽火”是由11名华人生物科学家点燃的。他们在致中国政府高层的一封信中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类健康的改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与此相反，这些发现是通过科学家在小实验室中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所获得的。相比之下，一些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的呼吁受到一些海内外科学家的热烈响应。但一些科学家也对此作出回应：我们做“大科学”项目是希望举全国之力，在一些科学领域让中国尽早进入国际竞争行列。
唇枪舌战中，海内外科学家企盼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拳拳之心可见。
这场争论，也许没有最终答案，但可以预见，必将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11名华人科学家质疑“大科学”项目
正在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就引起激烈争议的“大科学”项目作出回应：中国还是要做“大科学”。
他所说的“大科学”是指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科学项目，比如，刻不容缓的能源问题。“大科学”项目纷争是由11名华人生物科学家致信我国政府高层建言慎行生物“大科学”项目引发的。
这11名华人生物科学家都是留学生组织“吴瑞协会”的理事，该协会主要由“CUSPEA”计划的学生组成。这个上世纪80年代由著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发起的计划，为中国优秀学生留学开辟了一条通道。如今，这些留学生多数已功成名就。
吴瑞协会目前的14名理事中，有12人在国外，两人在国内。7月20日晚，该协会召开理事会议，11名理事出席。关于蛋白质研究计划的生物大科学项目成为当天讨论的主题。到会的11名学者达成共识———向我国政府高层建言慎行生物大科学项目。“当时，第一批(科研)经费25亿元已经拨了下来。实际上，这笔钱与海外学者关系不大，但我们认为不能让钱浪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回忆说。
会议结束后，与会5名学者又来到施一公的房间继续讨论，直到次日凌晨2时。最后，11名学者联名给政府高层写信，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
信中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类健康的改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与此相反，这些发现是通过科学家在小实验室中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所获得的。相比之下，一些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经济和健康问题需要通过生物医学的研究来解决，然而不能期望通过预先计划的‘大科学’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建议，国家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主导对生物医学界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领域的投资，建立合理的资金分配制度，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希望对事不对人，所以只谈现象，不涉及具体时间、具体人物，没有提到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施一公说，这封信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大科学项目对中国科学发展形成干扰。
在施一公看来，11名学者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进步不是大项目促成的，尤其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是如此。铁路和桥梁等工程项目可以分成小项目去攻关，而科学项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发现有偶然性。假设1万个实验室和1个实验室一起去攻关一个科学项目，结果可能会差不多。
施一公认为，“大科学”项目有三大坏处：阻碍良性竞争；重复建设的项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试验会抑制人才的创造力。“‘大科学’项目相当浪费。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不能看绝对速度，而是要看相对速度。”施一公说。这一次，他之所以愿意出面，是因为“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
响应质疑：国家不应该计划科学课题
11名华人生物科学家致信政府高层的消息很快在因特网上流传，一场关于大科学项目的争论随之在有关学术网站上激烈展开。
网上对大科学项目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科学无法计划。搞工程目标很清楚，又有图纸，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时间和一定的技术，就基本能完成。但搞研究，特别是生物学的研究，基本是在未知领域里摸索，前途不明，此时花巨大财力和人力朝某个方向攻关，有很大风险。
二是科研经费分配和使用存在是否公正透明的问题。很多人担心25亿元能否合理使用。经费一旦到了一批人的手中，由于都是熟人，容易发生指派现象，而不是根据不同人员的水平和科研需要来客观地判断谁应获得多少经费。很可能这些钱打了水漂，不仅没有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反而误事，拉大了与国外的差距。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饶毅看来，科学和技术的规划有很大的不同。对技术也许国家有时候要计划方向和项目。对科学，首先要明确：国家可以规划“林区”，而不宜具体种“树”。常常为人所提及的大项目———“两弹一星”是对技术的计划，不是对科学的计划。对于科学，国家不应该计划课题。因为科学的前沿性和未知性，国家的常规计划方向也面临很大风险。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科学家说，一些看起来很大的科学项目很尴尬：没有它中国一样发展；有了它，对国家的发展促进也不大。比如磁悬浮列车，是件好事情，问题在于是否值得花费上百亿元去做这件好事。“不管怎样，做总比不做好。”该专家说。
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自己曾参加过多次重大科学项目的评审。他说，重大科学项目立项的过程如同竞标过程一样，参选科学家要拿出自己的方案。专家和评委一般都是同行，而一个项目要想获得通过的关键，最重要的是要与评委和专家搞好关系。该专家认为，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一是这些评委和专家不是什么都懂，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明白这个项目在做什么；二是参评者送上的评审和规划不可能写得很细致，实际上很难看明白以后会具体怎样操作；三是在该专家曾经参加过的多次评审中，不止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只要把专家或评委的人安排到项目中去，就会得到他们的投票。重大科学项目一旦通过，一般实行首席科学家制。不少人把具体的项目分给自己的嫡传弟子和好友。
其实，早在此次华人生物科学家致信政府高层之前，就有科学家质疑“大科学”项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华裔科学家饶毅是华盛顿大学教授，从事生物科学研究多年。他在回复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说：“目前，国家中长期规划实际着重点在于具体课题，这是本末倒置。实际上，国家的科学管理体制还有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改善。”
近几年，饶毅频繁在国内的媒体露面，分析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端。在去年国家的中长期科学规划公布以后，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名为《国家科学规划：宜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的一万多字的长文。
回应质疑：“中国还是要做‘大科学’项目”
支持“大科学”项目的声音也有。
支持者认为，国内科学家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开展科研工作很不容易。这些海外科学家不了解情况，说话欠妥。25亿元是长期费用，细分到各个项目上并不算多。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中国还是要做“大科学”项目。他认为，现在争论的焦点是做什么。那些海外生物学家反对的是基础研究。关键在于，这些基础研究是不是国家急需的，而有些基础研究的项目还说不准研究前景到底如何。
一名与此次生物“大科学”项目有关的国内生物学家表示，以往生命科学领域没有大项目，现在国家开始重视生命科学领域的建设。但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支持有限，分配领域也有限。在国家中长期科学规划中，生命科学领域只是一个部分。这笔钱即便不分到生命科学领域，也会分配到其他领域。
该生物学家说，做“大科学”项目还是“小科学”项目是根据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如果你是所长，当然要放眼全局，做“大科学”项目，而如果你只是一个组长，那你的任务就是做“小科学”项目。
也有人认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大型项目立项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都需要进行长期论证。越是大项目，牵涉面越广，争论也越多。真正需要改进的是论证过程及决策过程，使其公开和民主。“科学或者工程项目常常反映的是，提出项目的科学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偏爱和重要性的认识。不能把‘大科学’项目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进行简单的挂钩。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决策要最终起决定作用。”
虽然争辩激烈，但有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不管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意见最终是否被采纳，关于生物大科学项目的争论，都反映了海内外科学家企盼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拳拳之心。
有参与争论者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大力支持在芝加哥建立超高能量粒子加速器。反对者提出很多理由反对这个项目，主要理由就是耗资巨大。这一项目最终未获国会批准。但无论是温伯格本人还是他的反对者，都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因此而反目成仇，因为他们的争论是学术争论，是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名词解释：大科学项目
国家投入巨大、有关方面认为意义重大的科学项目。一般说来，大科学项目的投入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需要动用大量人力。但关于某个大科学项目的意义是否重大，科学界常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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