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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什么都要“酷”
今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发表一篇题为《北京的建筑革命》的文章称：“2008年奥运会即将到来，北京正在改变其形象，让世界上身价最高、最富创新性的建筑师为它打点各式各样的工程，这个城市形象正被改变得不同以往。北京未来的新形象就是一大批外国建筑师设计的炫耀工程：奥运主会场被描绘成‘动感城市’，呈鸟巢形状；中央电视台的新楼设计成Z字形，好像要挑战重力定律。它们都是出自名师之手。著名建筑师ZahaHadid表示，有什么新设计新方案要付诸实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但其他地方不会允许。”
报道还说，北京在一步步把自己装扮成奥运舞台，它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形象：什么都要现代化，什么都要“酷”，什么都是世界顶级设计师操刀，至于花多少钱它毫不在乎。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新建筑都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国家体育场等大型标志性建筑，纷纷由国际一流建筑事务所承揽设计。但这些在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和城市建设实践的开放态度的同时，也因为一些事故的发生和建筑图纸的改样而引发争议。
国际建筑大师登上中国“审判台”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5月末法国戴高乐机场候机厅发生垮塌事故，到北京CBD预算投资50亿元的央视新址神秘停建，再到7月末国家体育场“鸟巢”的“摘顶”，使得几位国际级建筑大师——法国人保罗·安德鲁、荷兰人雷姆·库哈斯和瑞士人赫尔佐格、德梅隆纷纷登上中国公众的“审判台”。
近日，更有近10名建筑界资深院士就部分奥运工程“崇洋奢华”上书温家宝总理，质疑这些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在极大地提高工程造价的同时，却忽略了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的基本要义。
目前，争论的内容已逐渐从究竟谁该为建设这种标志性建筑的巨额代价埋单，到批判这种现象究竟是不是建筑的殖民倾向。以吴良镛、吴晨父子为代表的一些建筑师，公开批判这种现象是一种建筑的殖民主义倾向，称国际大师将中国作为了建筑“实验场”。
而以艾未未为代表的另一些建筑家和批评家则对这种批评持反对态度，认为建筑的民族主义代表“大屋顶”，20年来早已证明是失败之举，而中国建筑师目前根本不具备和国外建筑大师竞争的实力，排斥国外大师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艾未未认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建筑师独立在中国完成的项目并不多，根本就不是什么合资，多数情况都是把方案买下来，中方来做，外国建筑师最后就被挤走了。
艾未未说：“建筑殖民地的概念本身就不成立，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强加的价值观。而我们这些建筑的设计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当时我是这么反驳这些院士们的，我说，你们这么有民族自尊心，这么有国家意识，全世界的建筑招标都是公开的，你们可不可以去拿两个标书回来试一试？在殖民地这个问题上我根本没办法和他们谈，我们在这些建筑上到底损失了什么？”
如何评价外国建筑师作品
艾未未：看待外国建筑师的作品是否具有很大的实验性，我们要看请的是什么样的事务所。如果是商业性的事务所，那么他们的设计就是完全实用性的，而如果请的是最尖端的像库哈斯、赫尔佐格这样的建筑师，他每件作品都有实验性，他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建筑体现对建筑思想、建筑方式和人类的生活方式的独特看法。这是他的价值所在，你如果不要实验性，可以不用请他来。
崔恺：任何技术的创新都是对传统技术的挑战，以往都是在欧洲、美国出现新的建筑形态，我没有印象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个国家说自己国家成为建筑实验场。举例来说，悉尼歌剧院，当时是很具有创新性的方案，没有一个很合适的结构系统来支撑。当时就是和我们合作“鸟巢”的这家英国公司，花了很长时间为歌剧院设计了结构系统，使得这个建筑得以实现，当然为此也是耗资巨大，还导致了一届政府的倒台。
建筑不是一个特别尖端的技术，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时期技术的合成，在结构技术、材料技术、施工技术上都应该是可行的，所以不存在实验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鸟巢”、中央电视台、五棵松文体中心这样的建筑，从技术角度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是否需要投入这么多的钱去做这个东西？现在政府显然不希望耗费这么大的财力来进行这样的技术创新。
沈翼：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很多的国外建筑师希望拿中国作为一个练兵场，因为很多在国外没办法实现的东西，比如在当地的条件、审美学、工程学、规划学、城市发展过程中都不适宜，而建筑师又想表达他的个人想法的时候，就会考虑向外输出他的思路，这种思路在中国普遍比较容易获得接受。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危险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建筑师应该是首先从国家、城市、居住的人和微观环境等几个角度非常负责任地综合来考虑建筑形态。
“目前中国建筑师无疑也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吴良镛院士说。确实，无论是心理上与制度上，对于中国新兴的建筑师事务所来说都非常不利。特别是在制度上，我们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某些项目必须是达到某个级别的建筑设计院才有机会竞标，但仅从技术上说，小型建筑师事务所也已完全有能力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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