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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98年11月27日的执法干部郑依清被歹徒殴打致死的案件在福州被称为“11·27”案件，因为它是由打击私屠乱宰引起的，所以又称“猪案”。在福州一提“猪案”，无人不晓。
当我们知道这个线索时，只是觉得在公、检、法部门常碰到的疑难案件里，这事"难"得有点邪乎。暴力抗法，伤人致死，有通风报信的，有主谋策划的，有动手殴打的，还有什么可难的呢？但就这么个案子，一拖就是一年九个月。有难点，也就有戏了。
对于我们每一个做节目的编辑来说，确定选题后碰到的第一个关就是采访关。如何能在采访的短短几天里克服重重障碍(人家故意给你设置的)，把要采访的材料拿到手，这里面的艰难曲折、斗智斗勇、甜酸苦辣，相信每一个做《焦点访谈》的同仁们都有切身体验。正所谓，顺利的节目都是相似的，不顺的节目各有各的不顺。长途奔袭，咱是两个人外加机器一台，人家是公、检、法再靠上人大--执法部门加侦查部门。在这里，细说采访艰辛，显得没啥味道--大伙全是这么过来的。
一句话，采访拿下来就是胜利。另一句话，拿不下来决不轻易回去。
就这个节目而言，除了采访的艰辛之外，比较难于处理的是片子的结构和素材的取舍。我们办的这个坏蛋叫刘用莺，乃当地首富，人称“猪霸”。他的叔叔是当地的领导。这个猪霸称得上是有钱又有势。采访中我们发现，公、检、法外加人大，每个环节上都有人护着他。为做这个节目，我们拍摄的素材比平常几乎超出一倍。最后编辑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是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该说，又不能什么都说。
我们《焦点访谈》只有11分钟，11分钟要求说故事，11分钟要求说大事，11分钟还要求说层次(有一定深度)。所以编好一个片子可以叫11分钟的难题。过去我们传统的习惯是就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件事层层剥茧式的挖下去，这样片子比较好看。在这个片子里我所面对的这些材料和所要表达的主题，显然不能这么处理。编辑的时候，试着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方法，就是在公、检、法、人大每个环节上选取一个典型的情节，结构上形成明暗两条线索：一条明线就是沿着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一系列环节，走到哪儿都碰上一个"难"字；当然暗线就是在这几个环节上，走到哪儿都有人保护他了。这一点相信大家在看片子时已经强烈的感受到了。
新闻作品不是文学作品，但典型的情节、典型的细节都是具有同样的表现力的。我们回头看一下，当刑警队长被问到为什么不按规定监管刘用莺，他说“这个我不好讲”时，那意味深长的一笑；人大主任对自己无视法律的做法说“我只能解释成疏忽”时，那苦瓜似的表情；检察院的起诉科长被突然问了句谁是主谋，无言以对时的满脸茫然……这些细节不都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吗？如果说这个片子还有些感染力的话，当首推这些细节的选取。
最后说说这个片子的结尾。我们过去制作节目的时候，常常为了体现“权威性”，在结尾的地方请一位大头头出来发言。在办公室里常听到的抱怨一是说情的太多，二就是这些大头头不好请。
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希望采取一个更加电视化的结尾方式。节目的开头是由“猪霸”入场开始的，结尾又呼应了一下。当猪霸刘用莺挺胸腆肚、大摇大摆步入法庭时，这里的形体语言胜过千言万语。在这段画面上还压了一句解说：“这是犯罪嫌疑人吗？”这句话，是在我转录资料带时，一边旁观的敬一丹大姐看着“猪霸”的骄横脱口而出的，权作敬大姐的场外评论吧。
我想，这也代表的是百姓，是观众的心声。
节目播出，反响强烈，在福州地面上尤甚。当地电视台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在第二天中午又转播了一遍。我想，我们决不是什么“焦青天”，只不过是凭着勇气、毅力，靠着中央台这棵大树才能说出点亲快仇痛的东西来。这个片子里所反映的执法人员被猪贩子打死固然令人愤慨，而事后各个环节上对“猪霸”的百般庇护更加令人义愤难平。就像培根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还要严重。我们《焦点访谈》做过的此类节目的意义，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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