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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先进干部”的落败
本报重庆8月18日电又一次路过重庆市渝北区区委大楼，42岁的石昌容习惯性地扭头望过去。她已经有大半年没进过这栋楼了。以往，她时常出入其间。那时，她都会先下意识地理理头发，随后，挺直腰板走进去。如今，轻轻叹口气后，石昌容快步走开，融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
石昌容一度名头响亮。
在任长河村村委会主任的8年里，她多次被评为区优秀干部。石昌容曾经为工作牺牲过女儿的前途和自己的家庭。1995年，她被委任为长河村村委会主任，兼任村妇联主任。当时正值江北机场开始建设，她不仅要处理村社各项大小事务，还要协助机场建设征地，成了村里最忙的人。
随后几年，为修建村委会办公室和集资房，她筹资近100万元。为增加村集体的收入，她先后引进5家企业。为省钱，她还挑过砖石。2001年后，村支书患病，她一肩挑起村支书和村主任两副担子，完成了江北机场扩建的征地任务。
繁忙的工作使她几乎无暇顾家。8年来，她几乎没为女儿做过一次热饭。去年6月，一直反对她当村干部的丈夫终于和她离婚了。
即使这样，在去年10月份的公选中，石昌容还是落选了。在村支部书记的竞选中，102人只有6人给她投了信任票，她连入围正式候选人的资格都未获得。
当选村支书的刘建华是某公司管理人员。在村主任竞选中，建筑公司老板颜大林以1000多票的绝对优势赢得选举。
石昌容接受选举结果，并承认刘建华比她更适合做村支书：“他在企业做过管理人员，见多识广，办事效率高，懂经营，懂管理。村子未来的发展更需要这样的干部。”
就这样，在长河村，一位先进干部“败”给了一个富人、一个能人。
企业家村官的三把火
“现在至少也像模像样了噻。老百姓想办点事有了去处了。我们24小时有人值班。”在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田村村级组织活动办公室，桂升海坐在独立的、气派的办公室里，神采飞扬。
这栋320平方米、高标准修建的村办公活动室，是这位去年就任的村总支书记的“作品”之一。为此，他筹资30万元。此前，村里没有办公室。
桂升海自己的公司年产值2000多万元。在当地，有他这样身家的，算大老板了。这位老板书记新官上任，烧出的“三把火”与以往不同：他上任后，带领民众修了4公里的水泥路，老百姓的摩托车、自行车能顺顺当当开到家门口。
半年多来，他已引入10个花卉业主。老百姓租地有了一份收入，给业主打工再添的收入也不菲，村里相应转移了四五百劳动力。
在硚田村，本应由老百姓自己缴纳的人均1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现在村里已协调资金为大家埋单。老百姓不用自己出一分钱了。
“我的家就在村里，自己搞公司，钱是有钱，但只是自己的；当村干部，能给父老乡亲办点实事，还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精神上是一种安慰。”基于这种念头，桂支书每月500元的固定薪酬，全部无偿捐给其他村干部作为补贴。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位在55票中获得53票当选的企业家村官，已经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戴。
富人治村效应越来越大
桂升海人生轨迹的改变发生在去年9月。渝北区委、区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公开选拔全区范围内的村干部。
该区将原来的560个村调整为221个村，撤销了6成，每个村设4名实职干部：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文书、计生专干各一名。
此次公选具有革新性的变化是，政府毫不隐晦自己的政策导向：在具备“德”的前提下，把竞选者自身的致富能力和带动他人致富的能力作为选拔的重要标准。
“政治上有奔头、工作上有干头、经济上有看头、卸任后有想头”的村官顿时成了“香饽饽”。2912人报名竞选875个职位，平均每个职位有3.3人参与角逐，企业管理者、农村种养专业大户、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城市下岗职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复员退伍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及原任村干部纷纷报名。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地彻底打破了地域界限，区内外能人均可报名参选。公选吸引了在渝的四川、湖北等省人员和在福建、上海、深圳等地的打工人员回乡报名。
四川南充市的敬远雄，1993年在重庆大学学习，后一直做装饰生意，他在接到居委会的通知后报名参加公选，现担任鹿山村支部书记。
渝北区洛碛村新任总支书记郝庭燕是重庆市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有10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公司是镇里一大经济支柱，而该村村委会主任刘之平则是当地一大饭庄老板。两位“村官”主动垫资两万元，装修了村办公室，还修建“渣台”两个，解决群众生活垃圾堆放问题。
“好几块牌子一扇门，找来又找去没见人，多亏明白人点迷津，白胡子村长看医生”。这首打油诗形象地描绘出，以往部分农村基层组织有名无实、村干部年老力衰的情形。
“村官不能只收钱不办事”，这是农民的普遍心声。农民需要一个在社区和乡村范围内为他们提供经济活动方面的服务组织，需要有能力、有经验、有热情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的领头人。
村民们普遍希望选择有眼光、有能力、懂市场的村干部来带领村民致富。富人、能人的“施政纲领”中，往往也强调让大家富起来，这对村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过去，“村官”主要由老贫农、老实人等“道德权威”担当，但渴望致富的农民目前更希望既是经济能人又有道德威望的人来做“领头雁”。
在万州区，村党组织书记和村主任中有年收入万元以上致富项目的达71%，其他村干部中，该比例为66%；村干部领办、创办年产值3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157个。公选中，原村干部竞选成功率为38%，机关干部竞选成功率为11%，年收入3万元以上的“富人”当选339人，其竞选成功率达49%，傲视群雄。
从外地到重庆奉节县创业的刘志林是公认的“能人”。他和几个股东买下亏损多年的水泥厂，很快扭亏为盈。村民也在他的带动下脱贫。龙泉村2449名村民投票，刘以2393票当选村主任。若在以前，作为外乡人的他也许连参选资格都没有。去年3月，奉节县解放思想，摆脱传统的“限定村内人选，固定本村任职”的束缚，竞选村干部不再受“本村居民、农民身份、种植行业”的限制。公选引来6000多人踊跃报名。有的岗位甚至有10多个人竞争。
富人为何乐意做村官？
“村官”可以说是个再小不过的芝麻官了，每月的工资对富人、能人而言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他们会不会对其感兴趣并主动付出精力和热情呢？实践证明，富人、能人对“村官”趋之若鹜，为什么？
“我们毕竟与上面领导、部门打交道的机会更多，在了解相关政策、获取有关信息上肯定要便利点，商业机会相应可能会多一点。”一位“富人村官”说。
“当选‘村官’，证明了老百姓对自己的信任，这种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荣誉！”经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三顾茅庐”方才“出山”参选的郝庭燕毫不讳言，自己做“村官”的目的之一就是，有一个政治舞台展示自己的才能。
“我回来是完成父亲未完成的心愿的！”石盘村村委会主任周祥富说。这位企业家富甲一方，但当了10多年村支书的父亲却一直没能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让他耿耿于怀。按照原来的做法，户口早已农转非的周祥富在村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次“村官”新政给了他机会，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光宗耀祖。
综合起来，富人、能人出任“村官”有政治的、经济的、信息的、心理的、家族的诸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往往同时存有多重动机，这种客观需要为农村基层干部的选拔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只要打破旧的用人标准和观念，农村到处是人才，到处可以吸引人才。
今冬明春，重庆将开始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所有村子的村委会成员将全部实行“海选”；原则上，各村党组织书记应该参加村委会成员的“海选”，以达到村“两委(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成员交叉兼职的目的。
有关人士预测，越来越多的“富人”将迈进重庆“村官”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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