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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经济改革看到商机获准承包该国最大商场
因为承包了朝鲜国内目前最大的百货商场———平壤第一百货大楼，曾昌飚将温州人善抢市场先机的理念再一次演绎得令人瞠目。而他，也因此成了中国当下抢眼的民间商人。
作为沈阳中旭集团的董事长，还是沈阳市温州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曾昌飚一直处于忙碌状态，采访更是常常被电话打断。有时，他一脸歉意，甚至表示“不接了”，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兑现”。
8月29日刚刚结束的为期3天的首届“温州日”活动，几乎占据了他最近全部的时间。曾昌飚告诉记者，这个活动是沈阳市市长陈政高提议的，由沈阳市政府与沈阳市温州商会共同举办。
他说，现在沈阳的温州商人多达6万人，沈阳市政府十分重视温州商人对沈阳经济发展的作用。此次“温州日”活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首次举办，向全国各地的93个温州商会以及世界上141个国家的温州商会发出了邀请。
这3天，2600多名温州商人聚会沈阳，签约33项，总额152亿元。
将率300名温州商人去平壤
采访自然离不开承包平壤第一百货大楼的话题。曾昌飚说，他从1997年就开始关注这个国家了。这7年，他每年都要去朝鲜很多次，“我要了解这个国家，到底今年和去年有什么区别，政策又有什么调整”。
他说，去年10月，朝鲜国家最高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说明机会来了———朝鲜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就像我们中国20年以前。
温州人特有的善于抢占市场先机的本能，再一次被曾昌飚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下子就签下了平壤第一百货大楼10年的租赁权。平壤第一百货大楼位于平壤市中心黄金地段，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中旭集团将投资5000万元对整个大楼进行改建装修，并计划在今年底正式开始营业。
曾昌飚认为，自己进入朝鲜有三大优势：首先是熟悉朝鲜的市场和政府部门，这基于他多年来对朝鲜的接触与交往；其次是朝鲜目前急需轻工产品，而温州是国内著名的轻工产品制造基地，温州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家用电器、皮具、建材等产品正好适应朝鲜目前的消费水平，市场潜力巨大；第三，中旭集团在辽宁朝阳市建有一个当地最大的华隆商业广场，面积有3.7万平方米，主要是招商来的温州商人占主导地位，这个商业广场就是面向朝鲜的重要出口基地。曾昌飚说：“朝阳市距丹东180公里，过了鸭绿江再到平壤是270公里，货物朝发夕至。”
据了解，在平壤第一百货大楼项目上，朝鲜政府给了中旭集团很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只征收两种税，即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同时，当地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营业员每月工资大概只需70元人民币左右”。
曾昌飚称，改建后的平壤第一百货大楼平时面对平壤消费者，此外每月搞一次面向全朝鲜9个道3个市零售商的批发交易会，然后由零售商们将我们的产品销往全朝鲜，带火朝鲜的百货业。
曾昌飚计划将平壤第一百货打造成朝鲜国内重要的中朝贸易基地。目前，300多名温州商人将作为供应商随他进军平壤。
从朝鲜经济改革看到商机
曾昌飚坦言，他的这个决策在他的同乡中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他们的担心，主要有两个：一是购买力；二是风险。
对此，曾昌飚说，朝鲜政府在对自身经济政策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中，大幅度上调了物价和劳动力工资，使每个朝鲜家庭或多或少有了些余钱，购买力有了一定提高。现在，只是消费品极度匮乏，特别是对一些轻工产品的需求量极大。
而对中国企业鼓舞更大的是，朝鲜政府废止了以前使用的外币兑换券，官方汇率从以前1美元兑换2.15朝元下调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个政策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以公平合理的汇率与朝方进行货币结算。
而且，朝鲜目前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有选择的开放。中朝两国逐年增长的贸易额就很说明问题。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超过10亿美元，比2002年增加了38.7%。
关于风险，曾昌飚认为，朝鲜目前进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改革。他看到，目前朝鲜的各个城市，都出现了综合市场，而平壤更是多达十几处，在这里朝鲜人可以自由买卖商品。一些百货商店的柜台已开始允许各商社租赁经营，街边的小商亭被不少人包下了经营权。
他提到，去年年底，平壤街头出现了朝鲜历史上第一块大型商业广告牌———内容是朝鲜和韩国合资生产的一款小汽车，一名骑自行车的市民正在观看广告牌的场景，在他观看的广告牌上画有“真令人心动”的广告词和汽车的商标。
曾昌飚说，这些细节，让他对朝鲜经济政策调整信心十足。“只征收我们两种税，以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说，现在已经跟平壤方面开始洽谈第二百货、地下百货等主要商场的合作计划了。明年，他还要在平壤市区承包4家大型商场，面积达十多万平方米。
而对朝鲜未来的局势变化，曾昌飚则更有他的乐观，“如果发生政治问题，那也是整个国际的问题。目前局势还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六方会谈，包括朝鲜跟韩国通火车，都标志着慢慢走向和平、和谐的趋势。”
他甚至认为，即使有问题，里边存在的商机可能会更大。“你知道，伊拉克战争时，有多少温州人在等着去赚钱吗？”
朝鲜为何给你那么多优惠
刚刚35岁的曾昌飚，在温州商圈里是出了名的。一些温州商人对他的评价是：无论在生意场上，还是在生活当中，都勇于面对现实，包括自己身体的缺陷。
曾昌飚3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造成了身体缺陷。当时年纪小，还不知道这种缺陷意味着什么。长大后，发现处处不方便，看到别人在河里游泳、在街上跑步，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没有消沉、颓废，“事业中总有一股特别坚韧的劲头，我想这来自于我的不幸。而我的坚强意志和诚恳合作的一贯作风，在生意场上得到了更多合作伙伴的尊敬”。
在经商意识极强的温州，曾昌飚父亲家里的8个兄弟姐妹，7个经商。“在家里，我是老大。七八岁时，我们那个桥头镇就成了闻名全国的纽扣市场。后来，我边读书边做纽扣生意。1990年，我高中毕业后，转道上海来到北京，到我叔叔那里做了一年的商场管理员。”
在那里，他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到北京图书馆自学，熟悉了商场的管理。后来他听叔叔说，另一个叔叔在沈阳管理一个吴江工业制造厂的经营部，经销做服装的里衬布，做了两年，年年亏损。当时他就觉得很奇怪，东北这么大的市场，怎么可能做不好呢？后来他到了沈阳，经过考察后花了30万元把那个经营部买了下来。
1992年，刚刚完婚的曾昌飚告别新婚的妻子一头闯进了沈阳，开始了在东北的打拼生涯。刚到沈阳时没有固定目标客户，而且对辅料的品种、颜色也不大熟悉，但他加强与客户的联系，他们需要什么都记下来，销售网络逐渐建立起来，客户量也不断增加。
他回忆，当时有两家企业从台湾公司进货，把一种很紧俏的台湾面料垄断了。他就以零售价把他们的货全部买下来，再以同样的价格批给零售商。他虽然没赚一分钱，却建立了信誉，也争取了客户，后来这种台湾面料就由他一人包下了。第一年做下来，营业额1000万元。第二年，他牵头搞了温州商品一条街，就是东北服装材料城，把在沈阳的温州商人集中起来，抱成团儿，搭建一个信息和服务平台，集约优势、规模效应也体现出来了。第三年，这条温州街就成了面向东三省的服装面料、辅料集散地。
12年过去了。曾昌飚在沈阳一步步实现着他的人生梦想。温州人的信息特别灵通，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商人。“我们的理念是不恋家，只要有商机，就有勇气走出去。”
如今，曾昌飚一家四口都生活在沈阳，两个在沈阳读书的孩子已经成为地道的沈阳人，他的妻子也在独立掌管着一家公司。提到妻子，曾昌飚说，接受过这么多采访，还从来没有人问起过他的妻子。其实他的妻子是很优秀的，没有她的支持，他可能不会做到今天这样。
今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再次把曾昌飚请进了演播室。当新闻会客厅的主持人问他，朝鲜方面为什么会在政策和税收上给他那么大的优惠时，他们有这样一番对话：
曾昌飚：我说改革开放刚刚打开门的时候，就像中国过去一个寓言，一个老人家牵着一头牛拴在一个桩上喊，大家不用付钱就可以直接牵走，大家都不相信。
主持人：怎么会有这好事呢？
曾昌飚：后来一个小孩过来把牛牵走了，大家都瞪着眼睛，真的有这么回事？朝鲜对待我们公司也是这么一个做法。
主持人：你就是这个孩子。
曾昌飚：对，我就是这个“幸运”的孩子，他真的把这些优惠条件都先给我了。
现在，在曾昌飚的办公室里，他又一次和记者讲起了这个故事。
经济时评：为什么又是浙商
8月23日和24日，《东方早报》相继刊发《两万浙商滇桂抢食东盟商机》、《浙江资本瞄准中亚、南亚市场》的消息。再前推数日，该报还先后刊发浙商挺进平壤，抢食朝鲜“市场开放头口水”，以及浙商大举抢占非洲市场的新闻。
从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大陆，浙商总能从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组织的经济合作及政治变局的诸多信息中，敏锐地捕捉到其中隐含的诸多商机。浙商的这类新闻，一部分读者也许不太经意，但从商的读者特别是做外经、外贸的读到这些新闻，除了心里痒痒，保不定还会略生“醋意”：为什么又是浙商？
探究浙商总能快人一步抢商机，如果只从浙商起步早、胆儿大、眼光准、资本足等表象作解释难免见识浅薄，且不能让人信服。至少在长三角、珠三角两地，沪商、苏商、闽商、粤商等商帮，涉足市场的时间、经验、资本充裕程度等“指标”与浙商作对比，并不存在“代际落差”。那么，浙商凭什么总让国内其他商帮刮目相看？依笔者长期观察，主要原因在于浙商中各类民间商会的发育程度、服务意识和服务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
前两天，新疆方面与当地浙江商会携手，召开“新疆喀什—中亚南亚经济圈发展战略杭州论坛”，其所创造的交流机会和整合梳理出来的商业信息，直接为浙商投资中亚南亚提供“前导服务”。还有，百名浙商即将启程前往“上海合作组织”五国考察，开展“中亚民间经济外交”，挑头筹划的还是浙江商帮设在新疆的商会。再有，今年6月间，上海浙江商会抓住“25国大欧盟”时代来临，迅即组织在沪浙商赴欧商务之旅，所到各国均以部长级政府代表团规格予以接待，直至欧盟总部打破惯例，首次接待这个无任何政府级别的民间商会造访。
浙江各类民间商会信奉“有作为才有地位”的服务理念并非始于今日。我曾在阿联酋、沙特等国采访过当地浙商的各类商会组织，商会不光处处为浙商提供服务，挑头维权，还出钱聘请当地专业人士专使所在国家和周边地区政经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甚至还有专门从事所在国风土人情研究的工作人员。而当地有驻外机构商务官员则对我感慨：“你们浙江商人与此地各界人士、机构关系之融洽，连我们都自叹弗如。”
古今中外，商人只有成帮才有力量。商会是商人成帮的“粘合剂”，是商帮得已成型的组织载体，亦是商人展示力量的平台。较之于浙商，当今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各领风骚”的沪商、苏商、闽商、粤商，其“抱成团儿”的意识和作为，仍相形见绌。
历朝历代，商人的力量是造福社会的基本力量而非颠覆社会的“破坏性力量”。或许浙江各级政府率先体味到了这个道理，才放手、放心地鼓励商会这样一种“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并允许其“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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