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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被免职，成为全国第一个被立案审查的在职省级检察长。而此前，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等一批涉嫌腐败的高官纷纷落马，今年以来，多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当官成了风险职业，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套进去了。”一些官员发出这样的感叹。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挥之难去的情结，官员如何变成高风险职业？风险高在哪里？昨天，记者专访了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先生。
众多掌权者不懂风险常识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法晚)：现在，有些官员认为，当官成了风险职业，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永忠(以下简称李)：权力必须成为负担，当官就应该有风险。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很多掌权者不理解这个常识。
法晚：为什么会对此长期不理解？
李：一是受前苏联“等级授职制”权力授受模式影响，不少干部只知权力来自上级，眼睛只盯着上级，就会规避风险，使权力成为一种乐趣；二是我们虽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体制基本上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权力牟利空间加大而制约欠缺，权力失控成为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慕马案”引发17名“一把手”落马，也证明了风险增加；三是《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及“官员问责”制的完善，让五百多万名公务员，特别是几十万县处级以上干部感到压力、负担，在某些追求升官发财的人眼里，当官的风险自然加大了。
法晚：风险主要表现在哪里？
李：一是查案力度加重，以前不易发现的问题逐渐被暴露。例如，个别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的腐败问题被曝光。二是监督力度加大，专门机关的监督作用不断显现。三是群众对腐败现象的揭发检举热情不断高涨，那些收受红包、买官卖官、办私事牟私利的人越来越难以藏身。
巨大收益诱惑贪官“前腐后继”
法晚：为什么各地的跑官卖官现象严重？
李：秦朝的吕不韦曾就投资商业和投资权力的获利比做过深入探讨，关键就在投入产出比。贪官热衷跑官，就因他只需向领导进行少量投资，就可通过升官实现巨大产出。在目前的体制下，部分官员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分配权，权力集中并缺少制约，一些官员就利用权力牟取巨额利益。
例如，马德受贿的2385万元，绝大部分是其任绥化市委书记的22个月中收受的，平均月进百万，日进3.56万元。有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300%利润就不怕上断头台，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买官卖官者衡量风险收益比后，就敢飞蛾扑火，纵身一搏，所谓“前腐后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法晚：跑官卖官的危害在哪里？
李：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一些干部的主要精力用在跑官上，耽误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形成恶性循环。马德虽只是个案，却反映出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已恶化到什么地步。官场环境和自然环境一样，一旦遭到严重污染，恢复就很难。在恶化的官场中，“潜规则”会慢慢战胜“明规则”，官员“久入鲍鱼之肆不觉其臭”，坚持操守者成了异类，遭到排挤、打击，甚至“逆淘汰”。
双“金字塔”造成权力监督无力
法晚：因腐败落马的官员有没有共同特征？
李：因腐败落马的官员，大多处于资金、物资、权力资源密集区，这几乎已成为腐败的一个时代特征。
法晚：造成官场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李：应该说，我们的权力架构设计还不科学，基本是“前苏联模式”：权力架构呈“金字塔”形，对权力的监督也呈“金字塔”形，这种架构要么低效，要么无效。历史已证明，权力架构呈“金字塔”形，监督就必须呈“倒金字塔”形。
法晚：你怎样理解“制度反腐”？
李：我们的反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运动反腐，当时，对腐败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得，没有战争只有靠搞运动解决。频繁的运动确实解决了党内的一些腐败，但冲击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成了致命伤。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搞运动，但对制度反腐，达成共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领导人的权力反腐。权力反腐的好处是便捷，弱点是随意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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