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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好所长，但即便是反对者也认为他是好医生。一个公认的好医生却因为所里刚刚试行的管理方案而死在一个职工的刀下，死时年仅40岁。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尚未结束，事业单位改革正在启动。事业单位改革涉及2800多万人的利益调整，因个人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
2002年1月，38岁的符平钊被派往万宁市结核病防治所担任所长。当时，结核所人员严重超编———只有10个人的编制，实际却有64个人，所里每月只有两万余元收入，职工工资根本无法正常发放。符平钊经过几个月努力，结防所的年门诊量由7000人次猛增到1.8万人次，月业务收入由两万元上升到6万多元，人均年收入上升到7307元。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改变了结防所窘况的所长上任不到两年却被同所一名职工当众杀害。最直接起因竟然是他刚刚推行一个月的管理方案。
一次意想不到的刺杀
万宁市结防所负责签到的韩姓女职工是那场血案的目击者。
2003年12月17日早上7时刚过，符平钊就和妻子曾爱玲(当时也是该所职工)来到所里。自从2002年1月来到结防所任所长的那天起，符平钊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来到所里。尽管前一天(12月16日)夜里10时左右，符平钊还因为所里一名姓郑的职工生病又回到所里打针和看护。当夜12时多，符平钊才回到家里。
“签完到之后，符所长就坐在他的座位上看报纸。冯俊德来了，就问他：‘你发不发我工资？’几句话以后，冯俊德就掏出刀刺向了符所长。符所长一点防备都没有，就被他刺中了胸部。”
冯俊德还要再次行刺，但被闻讯赶来的几位职工死死抱住了，所持尖刀被夺下。一片惊恐慌乱中，冯俊德若无其事，扬长而去。
在一位职工的陪同下，符平钊坐了一辆出租摩托车去了医院。
“他坚持着自己走出去，上了车。我们都没想到那么严重。到医院后抢救无效，一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
2004年5月10日，万宁市纪委对万宁市结防所副所长蒋应卿作出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决定。
决定说，蒋应卿在符平钊被杀身亡的前5天，看见冯俊德拿凶器尖刀放在门诊办公室的桌上，并听见冯俊德扬言要刺杀符平钊，当时蒋应卿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制止或收缴其凶器，也没有及时将这一危险情况报告符平钊及有关部门，只是简单劝说了事，致使凶手冯俊德后来拿起尖刀到办公室刺杀符平钊身亡。2003年12月17日上午7时30分左右，符平钊被冯俊德刺杀，
蒋应卿没有及时承担起组织指挥现场的责任，没有及时组织所里医务人员对符平钊就地进行抢救，也没有采取果断得力措施组织人员捉拿凶手或指派人员报警，放任凶手骑着自行车回家准备逃跑。
蒋应卿对组织上给他的处理决定颇为不满。
一份有争议的管理改革方案
符平钊死在同事刀下的直接导火索，是该所于2003年11月1日试行的管理方案。这份引起争议的管理方案说，原则是不养一个闲人，不留一个懒人，不亏一个能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而有效，效而有得。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根据这个方案，大多数职工的收入都跟所创造的效益挂钩。全所分为办公室、医生组、护士组、检验室、X光室、项目组和工勤组等7个科组。关于所长和医生工资及奖金的发放，是这样规定的：所长属财政定编人员，工资根据财政拨款全额支付，奖金根据个人的收入按分成表中的比例，利润的60%作为奖金。医生实行计件工资，按照分成表中的利润直接记到个人。
2003年11月，医生冯俊德没有看一个病人。根据这个管理办法收入为零。12月初，发工资的日子刚过，冯俊德就带了把尖刀放在诊所里，并扬言不发工资就要杀人。没想到他说到做到。
何子坤是召开职工大会时公开反对管理方案的惟一一个人，但他说实际上医生组都反对。他认为新方案最大的问题是，把医生的工资直接跟处方挂钩，原来也搞医生按处方提成，但那是按集体———医生组，现在是按个人。他认为这样会造成医生之间的矛盾，或者乱开药，开“大处方”，“这种分配方法不符合现行的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工资政策，也违背了医疗卫生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宗旨。”
何子坤认为第二个不合理是提成比例不合理，造成科室之间的差距，没有科学依据，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样就造成医生的收入比不上其他科室。
此外，他认为作为一个领导，所长属于国家编制，一个人享受财政工资，不管所里状况如何都拿全额工资，如果还要拿这么多奖金，也不合理。
“符所长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多挣点钱才制订这个方案。”万宁市结防所的护士王娇虹说。“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是认真工作我都不会亏待。照顾到有些大夫业务不强，符所长开了处方，让这些大夫填上自己的名字，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医生完成任务。他不是为了整某个人，而是想改变这种局面。因为即使业务不精，但只要态度好总是可以提高的。而有些大夫连病人来了理都不理。”
“如果他想挣钱就不会到这里来了。”结防所出纳黄燕说，“他来了结防所后，有很多他在市委大院门诊的病号跟着他到这里来看病都说他傻，一个人干不挺好的吗？他在市委机关诊所每个月至少有5000元的收入。到了我们所里以后，不到1000元，有时候有奖金，1000多一点。”
冯俊德在受审时辩解，该方案没有经过职工大会表决；他是助理职业医生，而不是职业医生。他辩称，本案是间接故意；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表现为不顾众多职工反对，强行通过该方案；明知被告人没有处方权，出于报复而将被告人调到门诊，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责任。
但他的说法遭到了主管部门万宁市卫生局的驳斥。
万宁市卫生局专门下文对此进行说明：“据了解，《万宁市结核病防治所管理方案》(试行)的出台是基于激励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在竞争中生存、奖勤罚懒目的的。方案出台之初，经过了各科室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并集中大家意见进行修改，又经过全所职工大会表决，绝大多数职工同意通过的。”“冯俊德的执业资格为执业助理医师，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执业助理医师应当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其执业类别执业’。冯完全可以在结防所里其他执业医师的指导下从事诊疗活动，并非‘没有处方权’。”
一名评价不一的改革者
冯俊德也有支持者。据说，2004年春节前夕，冯俊德被批捕后，还有人提议要不要给冯俊德发补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人对符平钊颇有微词。“从医生的角度来讲，他技术水平比较高，对病人服务态度好，随叫随到，这一点不可否认。”医生组以前的负责人何子坤说，“但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所长。从领导的角度来讲，缺乏一种宽容的胸怀，碰到一些小事，太斤斤计较。比如在分配方案上，比如补助什么的。”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年终发奖金，何子坤建议按月出勤情况发放，但符平钊坚持要按天出勤情况发。何认为他太计较，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所长，对不同意见还是要认真考虑的。”
受到处分的蒋家卿也向记者反映说，仅因“冯俊德多次提了符所长工作上的一些意见”，符平钊未经所领导班子讨论同意，也没有上报市卫生局批准，擅自宣布取消了冯俊德的诊病处方权，调整到本所“项目控制”办公室工作。2003年11月，当结防所搬迁后，符又将冯俊德调整到所门诊当医生，使冯俊德在门诊室既没有位置，又没有明确给他处方权，因此，冯俊德无法开展医疗活动。符平钊担任所长期间，制订了新的管理方案，所里部分医护人员对许多不合理的问题，三番五次地向主管局领导反映，并请求协助该所解决方案中分配不公的有关问题，主管局到底认真研究没有，做了哪些工作，符平钊所长是否尊重采纳局里的意见？作为主管局，直属单位发生这么大的事件，难道主管局没有责任吗？
何子坤也认为符平钊心胸不够开阔。符曾经批评冯俊德“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医生”，因为冯医生和他吵了几句，就把他调到了项目组。
但也有职工对此进行了驳斥：“符所长说的本来就没错。不仅是冯俊德，我们所还有很多医生都没有资格当医生。医术不高，对病人还爱理不理，冯俊德就是这样的。考虑到在门诊影响不好，符所长才把他调到项目组，但他在项目组仍然是什么都不干。经常是符所长给病人看病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而很多医生却什么事都不干。他们为什么不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众人说到的保底工资问题，符平钊在方案试行一个月以后就意识到了。
12月10日，也就是在遇害7天前，符平钊专门对11月的收入进行过分析，其中提到“3名医生不服从安排，想上班就上班，想下班就下班，想骂人就骂人，为所欲为，其中一名医生本月收入为零。”这个分析报告里说管理方案将再次讨论修改，逐步完善；缩减分成比例，固定最低生活补贴150元～180元，建议11月分文未收的人员，如有正当理由可向所里申请最低生活补贴。
万宁市卫生局副局长杨浪认为，结防所的管理方案与海南省卫生厅早在几年前就要求各单位做的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是一致的，符平钊做的都是在政策范围内的。当时局里也看到方案里没有保底工资，就指出应该有200元～250元生活费，但考虑到该所每月只有8000元事业费，人均只有130元，所以后来定为150元。“这个方案已经讨论过很多次。”杨浪说，“符平钊根本就不是个强硬的人，他也不会耍手腕。”
他不无感慨地说：“有些人就是每个月给他5万元，只要有人比他多0.1元，他就不舒服，而只要他是最高的，哪怕只有20元，他心里也就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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