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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并将进行试点”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绿色GDP核算体系意味着什么？试点将如何进行？与一个地方的发展，与你、我、他有何关联？本报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绿色GDP不但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质量；但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
记者：有人说目前各国通用的GDP能表达经济增长的数量，但不能全面反映经济质量，称它是“灰色”GDP，您对此如何理解？
潘岳：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GDP(即通常所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量核算的核心指标，没把资源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尽管近年来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量超过8%，但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GDP核算的缺陷和负效应业已暴露无遗。
记者：绿色GDP能弥补这一缺陷吗？
潘岳：绿色GDP核算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综合了经济与环境核算，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简言之，就是要做减法，取“干货”。广义的理解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环境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狭义的理解指扣除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绿色GDP可以理解为“真实GDP”，不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了质量，能更为科学地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全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记者：绿色GDP在国外已研究了多年，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进行绿色核算，是这样吗？
潘岳：实际上并非如此。国际上对与国民经济核算相关联的资源环境核算始于20世纪70年代，已经对绿色GDP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实施。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及没有一国以政府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并不等于人家没有实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记者：这么说，我们真的要奋起直追了。
潘岳：这是国情使然。近年来，一些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官员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分不开，是靠拼资源、拼环境、拼投资取得的。实施适合本国国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势在必行！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政绩考核制度的推行和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趋势，既为实行绿色GDP核算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迫使绿色GDP核算早日走出“象牙塔”，进入“实战”阶段。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绿色GDP核算尚处于探索阶段，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寻找解决办法。
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对政府官员、企业及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对企业利大于弊；其进展“有你的一票”
记者：绿色GDP要做“减法”，各级政府是否欢迎这根“指挥棒”？
潘岳：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的变化。实施绿色GDP，扣除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形成诸多阻力。
记者：看来，绿色GDP首先要跨越政府官员这一关了。
潘岳：的确，绿色GDP这一新的“指挥棒”要过政府官员这一关。但这一关也不是“铁板一块”。首先，近年来，许多发达地区的官员已切身感受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紧缺之痛和环境污染之害，已开始在观念和行动中“改弦更张”；其次，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良好、生态区位关键的地方来说，绿色GDP无疑是一个福音———当地官员会欢迎这样的考核指标。
记者：对于具体的企业而言，绿色GDP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潘岳：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也是直接而深远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一方面，一些企业只注意自身发展的直接成本和增加值，无视其经济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破坏，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管理部门需要对经济的真实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有必要首先从企业层面上对环境成本进行核算。绿色GDP既有效地约束各个企业主体的扩张冲动，又可通过其指标的考核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内在动力。
实际上，节能就意味着降耗，降耗就减少污染，也就等于减少了资源和治污成本。从根本上和长远发展来说，绿色GDP对企业是利大于弊的。
记者：我听到一种说法：推行绿色GDP是政府的事儿，跟老百姓没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潘岳：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实行绿色GDP核算时，许多环境因素很难纳入货币核算。怎么办？国外就发明出一种可称为公众评估的办法。例如，某些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要核算它的生态影响，不同的核算法有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环境专家们便诉诸于公众的主观评价。围绕这些公共项目，要允许相关的专业部门与独立的专家机构，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写清楚，最后请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选择。“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公众对关系自己身心健康的事情，都会有真实的表述。这种主观评价的数据应成为绿色GDP的重要补充。
因此，我想通过你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实施绿色GDP，离不开公众参与。希望大家都来关心绿色GDP的进展，因为其中“有你的一票”。
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当立即开始探索，从具体项目到局部地区进行不间断的试验。其中最大的技术困难就是定价问题。这是世界性难题
记者：核算核算，没有定价自然就无法核算。而现实中，许多东西难以定价，绿色GDP核算体系将如何应对呢？
潘岳：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无疑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技术困难就是定价问题。主要难点有二：自然环境资产的产权界定及市场定价较为困难。我们知道，GDP通常是以市场交易为前提的，产品和劳务一进入市场，其价值就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所传达出来的是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价格信号。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进入市场买卖。比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纳入GDP统计。但森林砍伐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有多大呢？再比如，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确实还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其价值。其次，按市场价格，有的具体项目的环境成本难以科学计量。例如，火电厂在发电的同时要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会影响空气质量，甚至涉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是多少钱？这笔账是很难准确算清楚的。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绿色GDP无法进行？
潘岳：当然不是。定价问题是绿色GDP核算中的一个世界性难题，一些国家已进行了许多探索，并有了一些可操作的办法。我们将结合中国实际，找出解决的途径。事实上，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制度上的问题。绿色GDP之所以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复杂性外，另一挑战就是相关的法规制度安排还基本空白，主要包括有关资源环境与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资源环境信息共享等。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当立即开始探索，从具体项目到局部地区进行不间断的试验，逐步建设起符合国情的绿色GDP，为全世界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我们将通过加快试点工作来推动全国绿色GDP核算工作，争取用3—6年时间初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
记者：有媒体说，已确定北京、上海等6省市(区)先行绿色GDP核算试点，是这样吗？
潘岳：我不得不佩服一些记者的新闻嗅觉，但事实是：试点是要搞的，但具体是哪些省份，尚未最后敲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决定，首先在2004年—2006年期间选择若干省市开展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也已成立。参加试点的省市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选择确定。
记者：时间表是否排出？
潘岳：这一点我可以奉告：对试点核算工作初步确定了时间表，分三步走：
第一阶段：2004年10月—2004年12月为技术准备阶段，主要开展技术方法准备、技术培训以及污染损失技术参数抽样调查工作；
第二阶段：2005年1月—2005年9月为试点核算与调查评估全面铺开阶段。各试点省市应建立调查领导机构和技术保障体系，开展地方GDP核算和污染损失评估调查工作；
第三阶段：2005年10月—2006年6月为试点省市核算和调查总结阶段，发布核算和评估调查报告。
至于全面推行绿色GDP核算，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争取用3—6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体系框架。
链接
挪威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政府首次公布并出版了“自然资源核算”数据、报告和刊物，1987年公布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报告，建立起详尽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联合国统计署于1989年和1993年先后发布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自然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框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基本思路，在1991年对国家基本资源进行了核算。日本从1993年起对本国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构造性研究，估计出较为完整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实例体系，给出1985—1990年日本的绿色GDP。在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率先开展绿色GDP核算。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纷纷仿效，并已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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