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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颁布《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六个文件，成为抢眼新闻。舆论认为，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央从整体上不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用人规则化”，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步骤，促动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从古至今，中国在大事上的得失，无不出于用人。毛泽东早有名言，“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作为宪法规定的执政党，中共长期掌管着国家一切资源的配置，其所任命的人或官员就成了这些资源的具体配置者，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在事实上就是进行“资源配置权的配置”，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干部人事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一种形态。在当今有识之士看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是“一场革命”──它触及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重要而核心的部分。
干部人事领域的情况不容乐观。最近，十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免去丁鑫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丁鑫发因腐败成为中国第一个被立案审查的在位省级检察长。此前，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建、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等一些在位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也因腐败问题纷纷落马。这后面，都可以追究到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病。
腐败的频频发生，与其说是这些官员天生道德败坏，不如说在干部人事制度问题上，中国既缺少有效激励机制，也匮乏强大民主监督。中国的用人制度，人为因素和凭领导人喜好说了算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因而有人说，在中国，基本上一个人上到副处长级，就很难回到普通公务员行列，“成为特权阶层，权力成了私有财产。一些官员即使职务被免掉了，干部身份甚至待遇还可终身保留不变”。如此的不合理层级式待遇，使越来越多的人看中了当官的“好处”。待遇与权力大小密切挂钩。很长时期以来，在中国做官，只是让人艳羡，而基本上不担责任与风险。
这六个文件的颁布，以及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乃至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其他改革，实际上，便是要重新界定权力的概念，从而明晰执政或者“掌权”的本意。“官权民授”，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这毫无问题。但可怕的是，却有一些官员并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这个道理。有研究者作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令人瞠目：64%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领导的赏识，即“权力是领导给的”；30%的人认为领导赏识与个人努力各占一半；5%的人认为是靠个人努力；仅有1%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群众的认可。更有甚者，有人竟说，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苦心积虑得来的，千辛万苦挣来的，劳民伤财换来的”。这样的情况，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背水一战、毅然改革，否则，将失去人民的信任。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在总结前苏联教训的基础上，中共提出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使执政党手中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让人拍手称好。然而要克服的困难也很大，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好的愿望不等于现实，好的逻辑不等于体制，“罗马不可能在一夕建成”。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培养和约束党政干部。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1994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成为中央委员们讨论的核心议题。1995年进一步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199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目标。中共十六大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革党管干部方法”，成为中共党建工作“两句话”，表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要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自身的干部人事工作。有权威人士评价，“这是个觉醒的标志。”
胡锦涛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权力应成为一种负担。它彰显了一种理念:当权为民所用、所谋、所系时，它就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子和责任，当官，就必须承担由其责任派生的应有风险。我们希望通过制度的构建，使正确的行为成为一种常态。如果谁不信奉规则，谁就要受到惩罚;谁颠倒了服务对象，谁就有被剥夺权力的危险。只有这样，权力为谁所用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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