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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眼中的危机
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危机如何防控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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