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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前北京市政协有关划定“禁讨区”或“限讨区”的建议，市政府副秘书长李伟昨天向政协委员表示，本市暂不划定“禁讨区”。
今年6月，市政协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本市对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和救助工作的建议案》，其中建议：限制乞讨的活动区域，对天安门广场、使馆区、军事要地、相关公共场所等，应明确划定“禁讨区”或“限讨区”。昨天，北京市民政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向市政协汇报了提案和建议案的办理情况。
有关负责人介绍，如果禁止乞讨，与目前的法律相违背；但任其发展也不行，它毕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李伟也表示：目前像在天安门广场等重要场所，以及重大活动的场所，都不会有乞讨现象。尽管不能设“禁讨区”，但经过有关各部门的工作，重要区域的环境还是得到了维护。
据介绍，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从救助工作一开始，本市就决定将流浪乞讨人员中的未成年人单独区分开来，对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实施集中救助保护。不过，让政府头疼的是长期滞留人员所带来的巨大安置压力。据悉，市政府已经决定建设市级救助管理总站。(袁祖君)
放弃“禁乞”不意味着放弃管理
北京市有关部门在答复政协提案时明确表态，暂不划定“禁乞区”，这种毫不含糊的结论为持续许久的“禁乞之争”做了一个总结，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政府表态在全国尚属首例，应该说，这个明智、正确和合乎逻辑的政府立场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乞丐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无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都无法杜绝乞讨行为的存在，即使是在西方某些高度发达的都市里，也经常能看到乞丐的身影。诚然，我们社会里的乞讨行为的确具有某种独特的“中国特色”，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化”，靠乞讨致富的也的确大有人在，此外，乞讨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甚至引发了少量的刑事犯罪，然而，总的说来，乞讨行为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仍然是公众的善意，乞丐之所以没有绝迹，也是因为慈善行为没有绝迹。无论是从人道主义的文化立场考虑，还是从法律的角度衡量，都很难找到“禁乞”的依据。北京市有关部门放弃划定“禁乞区”，不仅是依法行政的表现，也体现出现代政府的文化度量。
当然，放弃划定“禁乞区”，并不意味着同时放弃对乞讨行为的管理。在某些场所，乞讨行为的确妨碍了公共安全，比如在地铁站台上，乞讨者一旦做出偏激的行为，很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事故，因此，在这样的场所对乞丐进行劝离还是必要的。还有一些乞丐以“准暴力”的方式强行索要财物，违反了治安管理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此同样不能置之不理。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北京等大城市里，乞讨行为出现了团伙化的现象，一些不法分子控制和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甚至虐待、残害未成年人以激发公众同情心，从而聚敛钱财。媒体曾经披露，在安徽某地有一个著名的乞讨村，当地许多农民的主要营生就是带着残疾儿童到城市里乞讨。对待这样的问题，城市管理者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制定出合理的管理措施。首先，对操纵、虐待未成年人的行为应该严厉打击，对所谓的“丐帮”头目要绳之以法；此外，政府应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力度，一旦在街头发现儿童乞丐，就应该将之送到相关的保护机构。
不难理解，一旦放弃划定“禁乞区”，政府工作的难度和成本也就随之加大了。北京市正在着手建设救助管理总站，这个跟进措施是十分及时的。但是流浪儿童该怎么办，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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