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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50’。农民急忙捡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罚150。’”这是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座上讲的一个故事。
这次讲座中，周教授对此前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作了补充，“在改制问题上，应当给国有企业一条路。而不能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说，海尔改制也不行，TCL改也不行，不改被人家买走了还不行。请问国有企业改制应该怎么做？我们总应该给他们一条路走。
周其仁说，苏联70年，我们40年的成绩可以看出，改革是没有回头路的。如果我们采用苏联的办法，每人发一万卢布开始改革，那算公平吗？一万卢布从人均来说是公平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公平。所以说，公正与公平的界定不是很简单的。
周其仁以联想集团为例发问，柳传志到底为其做了多大贡献，怎么界定，谁来界定？他认为，应该由相关各方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谈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把权力的力量躲开。
他说，如果没有张瑞敏，哪有现在海尔的无形资产？但是问题是，我们开始搞全国的产权改革，很多其他没有为企业做过贡献的人，他们也来要求股份。最重要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将两者分开。“我的建议是，让利益相关各方在一个市场机制下讨论、界定这个历史贡献”。
他认为，海尔在改制中要得并不多，无形资产划到职工持股会算600亿元，现在租给海尔公司用，每年给10亿元，这并不是全拿走。是一个分层，而且进入具体情况，也不会让你全部拿走的。
最后周教授强调，资产是合作创造的，现在界定产权也要在合作当中界定，这是一个历史的包袱，谁也别想说对这个历史不付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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