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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各方关注。目前，全国各省、各地方、各部门开始掀起学习热潮，很多地方还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工作计划，用以检验自身的执政能力，希望在检验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水平。预计10月中旬后，全国关于《决定》精神的学习，将会更加有声有色，热烈而务实。
为更加深刻地领会文件内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资深党建研究专家叶笃初教授。叶教授认为，《决定》将以三大成果载誉史册。一是总结了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二是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决策；三是规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决定》的出台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集全党之明智，举全党之众力，积极、主动、自觉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自己出题自己解答，成就了一份前所未有、举世无双的答卷，然后在实践中去检验、充实和发展。这又一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动性和无比的创新力。
《瞭望新闻周刊》：《决定》选择在此时出台，您如何看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叶笃初：自去年12月24日，中央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以来，文件共经历了10个月的起草时间。其间，各省都召开过座谈会，还特别征求了十六大党代表的意见。《决定》的出台，说明党中央正在动员全党力量，更加积极主动，更加科学地“直面时艰”，共渡难关和考验，总体上体现出党的忧患意识。
首先，《决定》的出台是正确应对严峻的形势，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命的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人民之愿。在国内，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相对容易，但让多数地方、多数人都富起来并且平衡发展却非常之难。国际上，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压力较大，在经济发展规模上和较多高科技领域中，中国都不处于优势地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跨跃期和矛盾的凸显期，今后5年～10年的发展举足轻重。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形势之需。上世纪90年代，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批大党、老党陆续丧失政权，政权得而复失已然不是孤证。事实说明，共产党执政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同志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抓住国内外环境相对平稳有利的时期，集中抓执政能力建设，然后将其经常化，这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至关重要。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当务之急。目前，党员干部的能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在相当一部分地方比较涣散，群龙无首，老百姓看不到党的作用。二是一部分干部不符合“三个代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一些干部的事业心、责任心差，严重脱离群众，尤其是一些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存在问题，还有腐败现象。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也是关键之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根本性的建设。小平同志曾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党内部的问题”从广义上包括干部的执政本领问题。十六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了“五项能力”的要求。现在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从党组织整体的意义上提出执政能力，涵盖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基层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纪律规章建设等多个方面。
《瞭望新闻周刊》：《决定》总结了建国55年来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这六条经验包含着什么深意？
叶笃初：能力问题本质上讲是经验问题，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认识是否成熟。《决定》概括的六个历史经验即“六个必须”，它同时又是指导原则。
首先，六条经验重在规律性的总结，不重一般地罗列现象，是从客观规律的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概括，寻求对党执政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第二，六条历史经验包含“既要”和“又要”的关系，无一不体现着辩证法和两点论。这些主要经验强调，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在推进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既要加快又要全面；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时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在治国理政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在党的自身建设上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推进。第三，六条经验也是指导原则，文件不另外做指导原则的阐明，避免了过度理论化。第四，这六条经验突出了重点，既要全面领会，又要把握落实，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千篇一律。
《瞭望新闻周刊》：您如何理解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五项任务？
叶笃初：1980年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2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一个成熟完整的回答。这次全会给出了答案，就是要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结底是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就是总体目标，是一个成熟的回答。
《决定》制定的总目标分为五个“以”：第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经验。这和十六大表述一致。第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核心。这是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党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一切都无从谈起。第三，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关于干部队伍的建设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般的干部队伍；另一个是领导干部队伍，指的是在担负党政重任，掌握要害部门的干部中要有一批骨干。要培养一批治国理政的“政治骨干”，还特别希望有年轻人。这说明我们党在干部队伍建设的认识上又有一个新的、长远的考虑。第四，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与执政能力不可分。在广义上，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应该归为执政能力建设的大范畴之中，《决定》突破了“能力与体制无关”的狭隘看法，也标志着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完善的新一轮启动。第五，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现在，一批又一批的党员成长起来，陆续担负党政各项重任。但比较而言，30岁以下各方面较成熟的年轻党员有待培养锻炼提高。
《瞭望新闻周刊》：《决定》具体阐述了执政能力中的五大能力，这是一种全新的总结吗？
叶笃初：这五大能力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领域，它们在我们以往的工作中一直存在，就像老百姓过日子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都不能少。现在，《决定》将它们重新准确概括，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共产党发展史乃至其他政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表明了我们的创造精神和革命活力。
第一，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就是发展的能力。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包括“以人为本”和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为中心”和“发展是第一要务”不能动摇，但也要完善、改革。这里要处理好几个关系：比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两者在现实中常常出现摩擦。再如党领导经济工作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要分清党管什么，政府管什么，现在中央提出了党政关系问题，党政要形成合力，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都不行，也提出了政企、政事和政资要分开的要求。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着重制度建设，要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前两种都要通过依法执政来实现。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重点是文化体制的改革。
第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前，我们说经济、政治、文化是三项建设，而《决定》则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并称为和谐的“四位一体”体系。《决定》在民主党派和专家学者中听取意见时，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后，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对行业协会和社区等多种组织都会重新定位。
第五，应对国际形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目前，党和国家的外交能力已走向成熟，但由于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仍然关系到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形成。
资料：来自基层的评说
济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良：基层的群众很重视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交替能否平稳，这次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平稳交接，让群众对党的信心更加增强了。看得出来，党的领导集体是坚定的，团结的，朝气蓬勃的。从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以人为本”，不重视人民的需求，就算经济上去了，百姓们还是不认可。因此，我们市坚持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不仅关注高楼大厦，而且关心“背街小巷”里人们的生活状态，注重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济南市槐荫区委副书记徐明梅：在实际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执政能力要用我们的服务来检验，贵在落实，贵在坚持，贵在真心。比如上访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群众愿意越级上访，很多问题完全可以化解在基层，关键就看干部用不用心。为解决我们区一些矿山的上访问题，我们真心听取群众呼声，能办的事马上就办，不能办的事要给群众一个满意的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基础、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很关键。比如一些城乡接合部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当地很多领导都是家族式干部，党组织建设非常薄弱。在以前，只要会挣钱就能当村委，现在我们认识到要搞好建设，选一个好的当家人，配一个好班子，实在是太重要了。事实证明，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就无法真正带领群众共同发展。
将军集团党组副书记、济南卷烟厂党委书记孟令全：在一个大型国企，我们的工作从抓组织建设做起，发展什么样的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我想这就是全会“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的现实意义。在国企中，党政能否合作好，能否形成合力非常重要，首先分工要明确，其次工作上也要找到相互配合的“接口”。比如，我们厂党政口就找到了思想政治工作与树立企业文化的“接口”，党政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盼望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规则尽早制定出台，使我们的工作更加规范、有效。
中国重汽集团党委副书记王东辉：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和政府部门的能力高低非常关键，对此企业的体会更深。我希望政府各部门的政策要相互配套，了解并结合基层情况制定政策，少干一些“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事。比如1997年山东省房改办和2001年山东省财政厅下发的文件都提出，1997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其房屋补贴要发放到位。这个政策群众当然欢迎，可实际上许多企业还没有那个能力全部发放。其实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但是如果条件不成熟时就盲目出台政策，那么老百姓就会埋怨企业和政府，人心也会不稳。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陈刚：1995年我们曾经被国务院授予“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模范交警支队的称号，多年来我们一直从这八个字出发，为人民群众服务。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通过大量训练来提高警员队伍的业务素质；在执法时要求做到知情执法，尊重老百姓们的知情权；在工作中要求“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都是为了服务于群众。毕竟，我们工作得如何，老百姓最有发言权，这就是“为民执政”的现实意义。
济南教育学院副院长杨明：我在澳大利亚旅游时，听当地人说他们那里许多豪宅平时都不用锁门，因为那些富豪们都是合法经营且依法缴税，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和回报，贫苦的人对他们很少怨恨。由此我想到，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为什么造成了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就是因为很多富人的财富“不阳光”，纳税很差，还暗含一些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已经拉大，我们就要用完备的制度(比如完善税制等)来控制非法收入和腐败，弥补人们心理上的不平。由此可见国家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希望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系列制度可以逐步建立、完善起来，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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