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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秋粮丰收捷报频传。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出现双重转机：粮食生产扭转了连续几年持续下滑的颓势，实现了年初的预期目标；农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得以改观，上半年农民收入增幅超过两位数。
如何持续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好势头？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关键要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从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入手促进农民增收。
正确看待当前农民增收形势
郑新立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和农村经济整体上凸现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两大亮点，农民收入状况突出表现为“三高”：一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创8年来新高。上半年主产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371元，实际增长13%，为1997年以来同期增幅之最；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345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9%，粮食主产区农民实际增收幅度超过全国2.1个百分点；三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7%，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4.3个百分点。
郑新立分析说，今年农民增收有政策推动、市场带动和务工拉动等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其中政策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各地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农业税减免和各项补贴政策使农民得到很大实惠。正在进行农业税免征试点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农民受益最大，农业税减免加上粮食直补使两省种粮农民每公顷地可增收800元，农民人均增收超过200元。
农民增收的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郑新立认为，目前农民收入低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太低。探讨农民增收的核心是要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之策。他指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要通过两个转移来实现：一是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另一部分劳动力向高效益田转移。实现这两个转移，是农民收入提高的根本途径，尽管多数地方还不具备条件，但这是必须努力的方向。
针对劳务输出日益成为农民增收主渠道的现实，各地应制定政策，做好农民外出务工的培训、对接和服务工作。郑新立告诉记者，劳动力转移不能强制，必须坚持自愿原则，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只有有了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岗位，劳动力才能顺利转移。
劳动力向高效益田转移，可以发展药材、花卉、果蔬等经济作物，搞塑料大棚等。一户若有一亩高效益田，每亩可抵几亩甚至十几亩粮食作物的收益。
依靠工业化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从长远来看，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需要学习我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依靠工业化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工业化之路使浙江省农业走上了良性循环，农民收入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各省区前列。
郑新立说，浙江省的成功经验就是发动农民，使其成为市场的主体。浙江省每年拿出6亿～7亿元给乡镇企业贷款贴息，市县也拿出部分钱来贴息，极大地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但在我国中西部省区，一些地区不仅不扶持，还加重对这些企业的盘剥，吃拿卡要，许多企业因此被扼杀在摇篮里。说到底还是政策环境问题，是地方政府对农民创业扶持方面的差距。农村工业化是必走之路，让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去是历史必然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
要让农民赚到距市场最近的钱
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让农民进入到农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领域，使合作社的产品直接进入超市等销售网络，或直接卖到国际市场，从而让农民分享到二、三产业的利润，这也是提高农民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郑新立说：“以猕猴桃为例，前几年我到贵州去，看到一个地区的农民将收获的猕猴桃出售给当地一家外企，每斤仅3角钱；今年5月我去陕西省周至县，那里的农户通过协会和龙头企业建立了价格谈判机制，猕猴桃价格可达到每斤1元；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我又发现农民自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自己加工销售，每斤猕猴桃售价3元。这表明，农民直接参与到二、三产业的程度不一样，收入差距很大。而农民如果不组织起来，就很难进入二、三产业，很难获取农产品加工、销售领域的巨大利润。”
郑新立认为，农业要发展，龙头企业的作用很重要，但由于龙头企业没有农民入股，农民与龙头企业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称，以致造成一些龙头企业财富大量积累、农民却仅获薄利的问题。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提高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以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业和销售业的利润，赚到距离市场最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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