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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字翔宇，号飞飞。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出生于江苏淮安。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堂伯父周贻谦到奉天银州(今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秋天，伯父周贻赓接他到沈阳人东关模范学校学习。这时，少年周恩来在老师的教育和《革命军》、《猛回头》等书刊影响下，已树立读书救国的大志。
1913年8月中旬，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的南开，是一所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比较有名的学校，创办人严范孙，是晚清翰林，一位主张教育救国的开明人士。校长张伯苓，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很有名的教育家。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校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具有爱国意识，学好文化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而且提倡并支持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进行社会调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
周恩来入学初期，国文、英文成绩欠佳，经过奋发努力，很快赶上，各科成绩均优。尤其是在南开教育的培育下，他“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初步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在课外，他非常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书籍，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他还积极参与敬业乐群会、校风报社、新剧团、演讲会等学生社团的活动，担任各种负责工作。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经过南开四年的学习培养，周恩来不仅成为热心公益，各科成绩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而且成为一位极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真诚热情的爱国者。
当年9月初，他抱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决心，为寻求救国良方，东渡日本留学。
周恩来在日本度过了一年半的留学生涯，1919年4月，他在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4月底周恩来回到天津。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生群起响应。那时周恩来“天天到南开去”，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6月下旬，他受天津学联的邀请，筹办并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随即搬进南开学校，带头举行话剧义演，筹集办报经费，并筹划解决立案、纸张、印刷、出版等问题。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在周恩来主持下《学联报》高举反帝反封大旗，不断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号召群众奋起斗争，成为天津学联唤起民众、团结学生和各界群众、推动和指导反帝爱国斗争的有力武器。《学联报》作为日报，在天津和全国许多省市发行，最多时日发行达二万份，被上海报刊赞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为该校第一届文科学生，注册号为62号。25日，他参加了开学典礼，并摄影留念。
上大学时，除完成学习任务外，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挤出课余时间，建立“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自任“办事人”，主动为南开校友服务。1919年12月10日，他撰写《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在《校风》第133期发表，宣布通讯处正式成立，办事范围是与校友建立通讯联系；寄送学校出版的《校风》报和《思潮》报；帮助他们了解校内情况；在《校风》特辟《南开出校学生通讯》专栏，登载各地校友和校友会活动的消息；登载校友来信；回答他们询问的问题等等。
1919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署名公开在《校风》第134期发表一封《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号召校友“常常不断”与通讯处通信，提出改进母校工作的建议，“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
经过“五四”运动以来实际斗争的锻炼，在南开大学期间，周恩来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成为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创建“觉悟社”
1919年9月2日，周恩来等率天津五、六百名学生，到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要求释放马骏等被捕学生代表，取得胜利后返津。在火车上，他和学生代表郭隆真、湛小岑等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为了斗争的需要，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团体中挑选一些骨干分子，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获得大家赞同。回津后，他们开始筹建觉悟社。
9月16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第一批参加的会员有周恩来、湛志笃、马骏、潘世纶、湛小岑、郭隆真、刘清扬、李毅韬、邓文淑、张若茗等二十人，男女各半。经全体社员讨论，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灌输世界新思潮”的任务，“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社内发扬民主，提倡自我批评，组织社员集体研究重大问题，并邀请李大钊等名人来社讲演指导，社内规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11月15日，周恩来又主持特别会议，决定把觉悟社建成“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随后，周恩来主编和出版了刊物《觉悟》。
觉悟社成立后，很快就成为天津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
领导天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周恩来在南开大学期间，除领导“觉悟社”，继续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担任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负责人外，又当选改选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执行科长，继续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1919年10月1日，天津、上海、山东、河南等七省市学联代表到北京总统府门前举行第二次请愿，周恩来随代表前往并负责宣传和通讯联络。当晚全部代表被捕，他立即开展营救活动，并与全国学联和各省市学联负责人商定，在“双十节”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随后赶回天津具体组织。
10月10日，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操场举行大会，周恩来参与主持，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山东主权，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暴行！广大青年学生冲破警察的包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到警察厅门前，周恩来等被推举为代表，找厅长杨以德质问。此后，他还起草了《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揭露杨以德主使军警镇压群众的暴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坚决抗争！
11月6日，日本暴徒在福州打伤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打死一名警察，激起福建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集会、示威抗议，形成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
12月20日，为抗议日本在福州制造惨案，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在周恩来等各团体负责人的组织领导下.天津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大会，当场焚烧一批日货，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监狱团结难友，坚持斗争
1920年四月初，北洋军阀政府在日本协迫下，准备出卖山东权益；23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商店检查日货，遭日本浪人毒打；各界代表20人愤而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反遭逮捕；随后，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所被反动当局查封。
l月26日～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觉悟社秘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举行更大规模游行示威。
29日周恩来等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并由周恩来与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4人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曹锐。结果，请愿学生遭武装军警镇压，重伤50余人周恩来等4代表被捕，造成“一·廿九”流血惨案。
周恩来等团结狱中难友，在狱外各界群众的声援下，采取抗议、严词质询、绝食等方式进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反动当局同意依法公开审理，于4月7日把他们移送天津地方检察厅，并改善了关押条件。
在检察厅拘留期间，周恩来等团结难友学习政治、文化，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周恩来在5月28日至6月7日期间，还连续5次向难友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
在全体难友的坚强团结和共同斗争下，反动当局为挽回面子，在经过形式上的审理之后，终于被迫于7月17日释放全体代表，天津各界立即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庆祝斗争的胜利。
周恩来出狱后，于8月初，他主持觉悟社年会，总结“五四”运动以来天津的学运经验教训，认为必须联合全国各进步团体，共同改造旧中国，挽救国家危亡。他们主动与李大钊等领导的北京进步团体联系。8月16日，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11人，到北京陶然亭举办茶话会，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4团体代表共20多人，商讨今后救国方针。周恩来代表党悟社，倡议与会各团体联合，共同改造社会，挽救中国。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8月18日，五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再次开会，决定成立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宣言》和《约章》，宣布要联合全国各地的革新团体，共同进行改造社会，挽救中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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