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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9月初，教育部和科技部先后出台了《高校哲学社科研究学术规范》和《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建设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以下分别简称《规范》和《决定》)。
以学术打假著称学界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参与了教育部《规范》的制订，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学术宪章’。不过仍是初步的东西，将来《规范》还要细化。”
关于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已经不用赘言。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学术腐败的比例估计为10%。”而何祚庥院士则表示,“社会科学研究更复杂,估计腐败比例超过10%。”
“北大教授剽窃事件”的曝光，使“学术腐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学术腐败无疑已经引起官方的高度关注，《规范》和《规定》的出台就是明证。不过，积弊已久的学术不良风气能否因为相关条例的出台就此消失呢？
“主管部门义不容辞”
如何遏制学术腐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题。
“教育部不制定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方法，高校还是无所适从，”杨玉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也是国家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事情。”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历时3年、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起草完成的《规范》，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比较全面地涉及了学术规范的各个方面，具有现实针对性。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对一直流传的“学术不端”说法，该《规范》也做出了明确定义:今后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行为都将被划为学术不端行为。
杨玉圣指出，“学术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已经超过六七年，教育部很聪明，把这个东西接了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部发布的《规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科技信用”的概念。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谈到该决定出台的背景时指出,“当前中国科技活动中失信行为比较突出地表现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与价值观剧烈变化的因素、科技活动特殊性的因素及科技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性因素三个方面。”
一直以来，中国在科技经费使用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科技部官员指出，“有的项目，科技经费50%用在项目上就算不错了。经费的使用首先单位要提成10%、20%，甚至更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接待费、临时工补贴等都得开支。建立科技信用制度，提高信用水平，让项目自己去管好项目经费，能够发挥科技投入的最佳效益，科技信用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手段。”
不过，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目前科技计划信用管理还没有扩大到整个科技管理工作中去，尚处于中小企业基金试行阶段。
自救与官方药方
学术界寻求自救的努力实际上早就开始。
2001年，一份《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撼动了中科院乃至整个学术界的“神经”。随后两年，中科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又陆续起草了《中科院关于投诉院士违背科学道德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关于论文署名和兼职问题的意见》。
也是在2001年，北京大学继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抄袭事件”在社会披露之后，开始制定有关学术规范的文件。从此以后，全国各个高校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惩治学术腐败。随后，教育部相应地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该通知要求，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学术发展与评价机制，鼓励学术创新，同时建立学术惩戒处罚制度。
2004年6月，中国科学院完成了题为《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报告》将“建立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摆在重要位置，建议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尽快建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或办公室，建立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察网络，它包括政府科研投入资助监察机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监察机制和科学团体监察机制等。
无论是学界自救还是官方开出的药方，目前都尚难让人对治理学术腐败感到乐观。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参与了《规范》的讨论，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份规范比较空，缺乏可操作性，强调的仍是学术行为的自律，但有总比没有好。”
关键在于机制
在2004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指出,政策导向不当客观上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全国政协委员于珍则建议,“国家对于此类问题,应考虑设有专门的独立机构负责调查处理,并建立统一的处理机制。”
中国目前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有专门的监察部门,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监察制度和机构,大量被揭示的不端行为往往因为惩戒制度和执行机制的缺失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裁。
邹承鲁院士表示，“高层开始关注学术腐败问题，这是一件好事，根治学术腐败，要有制度保证，而且制度要执行。”
何祚庥有个疑问，“体育界使用兴奋剂至少禁赛两年，或终身禁赛，学术界违规怎么处理？”
一位参与该规范讨论的专家开玩笑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规范》是规范好人的。“对于那些有意违反《规范》又为自己狡辩的人来说，《规范》是无力的。”
“中国学界并不缺乏规范，国外也有很多规范可参考，不要以为这是个新鲜事物。社会科学的规范复杂一点，自然科学则非常明确，美国有专门谈《怎样做一名科学家》的小册子，是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美国医学科学院等共同制定的，要求每个研究生必读。”何祚庥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曾经呼吁把国外的《规范》翻译过来形成定本推广开来，但没有回应。”
记者注意到，教育部社政司袁振国副司长虽然在《规范》的发布会上表示说，“学术规范应当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最基本的学术入门课程。”但在《规范》出台了半个多月后，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包括学术界和大学在内，了解的人并不多，更不必提必读了。
诚然，一个规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呼吁：“教育部应该支持大学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他以本校中文系为例，每年有90多个本科毕业生，2003年有9个学生因为学术不端行为而没有获得学位。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教育部还将进一步制定其他领域的学术规范，但目前尚无具体方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殊/北京报道
打假不必厚道——专访方舟子
中国的学术腐败往往是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紧密结合的
方舟子是一个有争议的民间公众人物。一方面，他是反学术腐败的旗帜，每天都会收到为数众多的举报学术不良风气的信件;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对他嗤之以鼻，甚至认为他有“严重的精神病倾向”。近日,刚从美国归来的方舟子在北京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可以说是学术性打假的标志性人物，但在学术圈内，似乎也很孤独。
方舟子:敢于站出来说话的在国内毕竟很少，所以也可以说我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背后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他们不愿站出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方面讲并不孤独。
《瞭望东方周刊》:到目前为止，你揭露了多少起？信息源主要来自于哪儿？
方舟子:几个月前数过，有300多起吧，没到400呢。关于信息源，最开始基本是我自己发现的，后来基本是别人来举报。现在基本上用不着我自己来发现事例，举报的这些已经够我忙的了。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的学术环境是怎么恶化的？
方舟子:恶化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是和体制有关系。中国现在的科研教育体制缺乏独立性,还是官本位体制，校长是副部级的校长、厅级的校长,院士是副部级的待遇,系主任是处级的待遇等，他们本身就是官。不能把科研体制纳入官僚体制。
另外一个就是对学术成果评估的办法，像科学成果，在国内时兴搞听证会、鉴定会，这完全是走形式，花钱找一些专家，这些专家拿了钱当然都说好话。
再者，学术环境受整个社会环境影响很大。现在处在社会转型期，大家特别浮躁，想着市场经济，想着产业化。受到经济领域不正常的做法的影响，经济腐败和学术腐败挂钩，导致搞科研的人没有科学精神。这还和教育大环境有关系，学生没有受到科学道德的教育熏陶。
除此之外，还缺乏舆论监督，缺乏调查、处理、处罚的监督体制。
《瞭望东方周刊》:据你了解，西方在对待学术抄袭上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方舟子:在国外，当事人所在机构会处理，开除或降级；政府也会涉入调查，两方面都要搞。所在机构在处理的时候，为了保持公正，会找校外的机构，组织独立的委员会，让他们做调查处理，这样就没有利害冲突。在政府方面，政府管不了大学的事，只能禁止这个人几年内不能申请科研经费，还不能担任政府某些委员会的职务等。
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很有中国特色，在国外是看不到的。像官员当院士，当官了以后相当于有了学术地位，去当教授当院士的太多了。在职读博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里面就有很多腐败，这些现象在国外难以想像。中国的学术腐败往往是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紧密结合的，这也是其他国家很少见到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专门找名人打，而且往往一打到底，颇有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否觉得有些不够“厚道”？
方舟子:对学术问题，不应留有余地，要有一说一，学术本身是是非分明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厚道要对什么人来说，对普通人可以厚道，对造假的人的厚道是对其他人的不厚道，对卖假药、假保健品的人的厚道是对消费者的不厚道。
经常有人指责我语气为什么严厉，心平气和把问题说清楚就好。但在我看来，如果是学术方面的争论，应该是心平气和，关键现在涉及的很多问题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揭露弄虚作假。如果心平气和和他们讨论，就会让人误解，这不是是非问题、真假问题，还是有争议问题，语气才会这么缓和，让人觉得我底气不足。
《瞭望东方周刊》:改善目前这种学术环境需要做些什么？
方舟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政府要建立一个渠道，在管理上进行监督，要有一套透明的公开的机制;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要做到洁身自好，要自律。学术界本身也有学会，会员出问题，也应该进行处理。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学术环境？
方舟子:老实说，我不是很乐观。整个形势发展比我的预计要好一些，舆论界的监督加强了，政府也开始重视学术腐败问题，但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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