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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辽宁省文物考古所专家朱达当翻译，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在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一片松林下，竟埋藏着一个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王国。
这个神秘王国最初的发现是1979年5月。据朱达介绍，当年，辽宁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1983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试掘，又在相距50公里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十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遗址里出土的文物精美绝伦，世所罕见，令人叹为观止。
东山嘴遗址坐落在一座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记者看到，遗址下面是大凌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远望，群山环绕，气势雄伟。这座石建筑遗址石头加工技术和砌筑技术相当讲究，外侧可明显地看出错缝砌法，长条基石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
据朱达讲：这种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祭坛内出土有当时人们崇拜的生育神和农神的陶质塑像。
牛河梁遗址可以说是上古时代的一个宗教圣地和艺术宝库。遗址群中的女神庙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还有泥塑的大鸟翅膀，猪鼻子，鹰爪子等残块出土，女神庙的墙壁上似乎还有壁画的存在。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女神头像的玉眼球竟是用玉铆钉连接起来的。整个女神头像造型准确，雕塑手法基本与现代雕塑一样。
看了这些出土的珍贵文物，记者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座雄鹰护卫下的高大而神圣的庙堂，浮现出一座女神成排、粗犷厚实、气韵生动的艺术宝库。如果说秦始皇兵马俑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艺术高峰，那么牛河梁女神庙群像可以看作是我国文明黎明时期的艺术高峰。
在距离女神庙不远处，有一个和它同年代的积石冢群。这里有几十个用碎石垒起来的石棺，墓葬中心方形大石棺可惜已经被盗，周围很多陪葬的小墓出土时尸骨尚存。有的墓葬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高级的马蹄形玉箍(头饰)、勾云形玉佩、玉雕猪龙、玉雕(号旁加鸟)(猫头鹰)等。目睹了这个积石冢群址中出土的珍宝，我们好像又走进了另一个艺术世界。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玉雕，经历了5000多年悠久的岁月，如今拂去表面上的尘土，依然玲珑剔透，光彩照人。
东山嘴、牛梁河两处遗址出土的彩陶种类繁多，有供祭祀用的三足器，有双耳小口尖底瓶，有造型特异的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缕空熏炉盖，有堪称彩陶王、胎厚达1.3厘米的彩陶大器残片。其中最多的是无底彩陶筒形器，据说出土时足有两卡车之多。其他出土文物还有大批细石器工具和供农耕用石犁、石锄，这些与女神塑像、玉器等共同展示出5000年前的原始文明。
朱达说，东山嘴、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公里，这种三合一的布局，有点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已相当严格，已具有祀的雏形。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东山嘴大型祭坛设在开阔地带的山梁上，可以想象当年居住在四面八方的原始部落组织定期来此联合举行重大祭礼祀活动的盛况。古人传说最高统治者的祭祀方式--郊、燎、(火旁加帝)也可能在此举行。这一切足以说明在这里活动的原始先民们已脱离了对自然崇拜、对图腾崇拜的低级阶段，而跨入高一级阶级的文明社会了。这样大规模的建筑应属于一个超越于部落之上的聪明组织。
朱达认为，依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关于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辽河流域考古的惊人发现，表明红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同时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见多种变化，其中不少都是氏族公社原始性的保留。这正是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古国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女娲就在牛河梁？
记者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女娲补天的故事，但多少年来，关于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一直是个谜。今秋，记者到辽河流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采访，惊喜地获知这里许多重要的发现都与女娲有关。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红山文化遗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辽河流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并在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
记者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站展室看到了复制的女神头像，她面部为朱红色，两颧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女神的眼珠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
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朱达告诉记者，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有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有圆润的肩膀，还有完整的手臂，最小的泥塑与真人大体相近，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大耳竟等于真人的3倍。
在距离牛河梁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经初步发掘证实，这座土山竟全部是用人工夯筑起来的。围绕土山周围的山头上还发现了30多座积石冢群址，整个积石冢群和古埃及的金字塔布局是一样的。故考古专家将其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在朱达的陪同下，记者爬到了金字塔顶上，从这里向四周望去，女神庙遗址与金字塔在一条南北线上，而东西两侧的石冢群址与金字塔等距离地排列在一条线上，这种布局使人明显地感受到金字塔的中心地位。
据朱达讲，当初发现这座金字塔时，山上到处散布着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彩陶片以及冶铜钳锅片。而金字塔顶部的炼铜遗址有1500个炼红铜的钳锅，每一钳锅约有1尺多高，锅口约有30厘米，像现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
如今，为了保护这个炼铜遗址，考古工作者已将这些冶铜钳锅全部用土封上了。那么，这座金字塔式建筑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目前学者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这可能是辽西原始文明古国用以祭天的坛；也有人认为是王者的陵墓；还有人推测与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有关。
记者曾翻阅过一些古籍，上面记载着女娲氏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一位无所不能的女神，是在大地上创造人类、培育万物的母亲。古时出现天崩地裂，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龟足以立四极。由于这个神话传说，后人因此把彩色异常的石头叫女娲石。牛河梁金字塔顶炼红铜的遗址，与此神话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极相吻合。
朱达介绍，考古专家还对围绕这座金字塔周围的积石冢群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中一座墓里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身高1.8米左右。他的头上横置有玉箍，左右肩和手脚等处皆佩置玉环，腰的下部则是一个玲珑剔透的大猪首玉饰，猪的两只大耳特别夸张。死者的胸部佩置一碧绿色玉龟。奇怪的是，这个龟无头无尾无足，浑然一体。
这个无头无尾无足龟到底意味着什么？联想到古籍记载中女娲补天时断龟足以立四极的传说，这个无头无尾无足龟不也与神话传说相契合吗？
在古籍记载中，女娲的另一个大功劳就是搏黄土作人。而牛梁河女神庙出土的彩塑女神像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有可能是人骨。这一发现，与古籍记载有惊人的相似。联系中亚曾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
在中国神话传说里，女娲是婚姻制度的创造者，被认作是男女间最早的媒人。《路史·后纪二》记载：以其(指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媒之神。古书还记载，每年仲春之月，神庙盛会，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到神庙前会合，踏歌起舞，寻求配偶，以感谢女娲给人类带来生殖发展的能力。有的专家据此推测，辽河流域牛河梁女神庙、金字塔可能就是当时的原始古国对女娲的一种回忆、崇拜。
有谁能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竟会找到神话传说中的女娲踪迹！记者的这次牛河梁之旅真是不虚此行。
黄帝生在辽河边？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只要提起始祖黄帝，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说到黄帝的祖籍在哪儿，恐怕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原地区。不然怎么会把黄帝陵建在黄河边的陕西省呢？
记者在辽河流域采访中却听到了不同说法。这里的考古学家依据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发现认为，黄帝的祖籍在辽河边。他们说，多少年来，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只见于古史记载，然均无考古实证。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玉雕熊龙的发现，为古史中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提供了重要实证。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考古专家郭大顺告诉记者，在中国的编年史中，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只能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而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因无地下史料，所以只能凭借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尤以黄帝的传说最为引人关注。
据史学家研究，在中国古史五帝传说的记载中，五帝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帝前期以黄帝为代表，其主要活动地域多在北方。记者从《史记·五帝本纪》等史籍记载中看到，黄帝时代是龙战于野的时代，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省北部桑干河流域，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率兵与炎帝作战的熊、羆、貔、貅、(豸旁加区)、虎，一般以为是黄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的诸部落的名称，故有黄帝号曰有熊氏、黄帝为有熊等记载。这些记载，都颇具北方游牧和狩猎民族色彩。
然而，这些传说多年来一直缺乏考古实证。近年来，随着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20余件形似熊龙的玉玦，这种玉雕熊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种类之一，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四大主要类型(即马蹄形玉箍、勾云形玉佩、方圆形玉璧及以玉雕龙为主的动物形玉)中最具形象的一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类玉雕熊龙除在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及附近建平县出土较多以外，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和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以及河北省的围场县都有出土，其分布面覆盖了红山文化分布区的大部分。可见，玉雕熊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据考古学家郭大顺研究，红山文化及其所在的辽西地区，是中国东北文化区的一部分，又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交汇的前沿地带。东北文化区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为主，熊崇拜本是渔猎民族所特有的习俗。红山文化以熊为主要崇拜对象，正反映其东北渔猎文化的地域特性。而这种熊崇拜恰好与古史记载中黄帝为有熊的传说相吻合。所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红山文化玉雕熊龙的确认和以熊龙为动物神主神学说的提出，为古史中有关黄帝传说的记载和考证提供了一个重要实证。神奇的玉雕熊龙，也许是解开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黄帝乃至五帝传说的一把钥匙。
中国玉器时代探密
最近20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陆续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量玉器，发现的玉器恰恰是距今四五千年之间的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一些考古学家据此提出，在我国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玉器时代。
远古玉器中心惊现辽河流域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辽河流域牛河梁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出土了数百件工艺独特的玉器，这一举世无双的发现，令考古专家震惊不已，他们把这里称为远古玉器中心。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共16个地点组成，占地50平方公里，距今约5500年左右，是著名的红山文化遗址。
1983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陆续发现和辨认出一批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这些玉器主要分三类：一为斧、凿、锛、铲、刀等工具和兵器；二为龙、凤、虎、龟、蝉、熊等动物雕塑；三类为被赋予一定意义的具有某种特定形状的器物，如勾形玉佩、连环饰、箍、璧、环、璜等。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达介绍，这里多次发现雕琢精细的玉器，每一次发掘都引起巨大轰动。特别是2002年至2003年，这里先后出土了包括玉人、玉凤、玉龙在内的20多件玉器。其中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此前在红山文化考古中从未发现过，而玉龙则为第二次发现。
玉人为裸体，通高18.5厘米，由淡青色软玉制成，人像高度写实，雕琢精细，是五千年中华老祖的再现，对研究当时人的体态、形体特征意义重大。玉凤通长19.5厘米，表面已钙化，但体态线条优美流畅，形象与流传后世的凤形象基本相似。玉龙高9.8厘米，最宽处7.5厘米，为淡绿色软玉磨制而成，呈勾曲形，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玉器发现之多，雕琢之精美，实属罕见。这些精美的玉器均是用石制工具打磨而成的，有淡绿色的，松绿色的，乳白色的，还有绿黑相间的，其艺术手法并不很原始，抛光程度具有现代水平。著名玉器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柏达因此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称为远古玉器中心。
考古学家谈玉器时代
继辽河流域远古玉器中心被发现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在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阜新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邻近地区，以及江浙一带，发现和辨认出几千件属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考古学家对这批玉器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玉雕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哲学观念。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在牛河梁遗址中，曾多次发现随葬的玉龙、玉龟等玉器，这些玉器具有外方内圆的特点，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祭坛，也有方圆结合的特点，这可能说明当时已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
郭大顺认为，从牛河梁玉器的出土，有必要对整个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群的用玉观念进行探索。这些用玉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以玉为佩，往往寓有人的品德、意识和寄托；以玉为瑞，各种不同形制的玉，往往可以代表人的尊严、身份、地位；以玉为祭，将玉制成礼器祭祀天地四方，山林川泽；以玉为葬，人活着以玉为佩，死了则予随葬。这些用玉的观念，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信仰的发展变化。
纵观牛河梁和整个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可以看出，5000年前我国确实曾存在着相当发达、以动物造型为主要标志的玉器文化，这也是中国和东方所经历的独特的史前文明时代。牛河梁发掘领队、考古专家孙守道研究员据此提出中国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
中国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闻广，以现代的显微结构考察和光学测定方法研究近年在广阔的国土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结合文献考索，也提出在中国远古历史上，介于石器和铜器时代之间，曾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
近年出版的《龙凤文化源流》一书作者王大有认为，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是黄帝、颛顼族主要活动地区。黄帝族在战败了炎夷联军后，即于距今6000年左右建立了以黄帝族为中心的庞大的早期奴隶制国家，开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兵时代，这是上古中华文明的一个独有特征。
对于这个说法，郭大顺本人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为世界所公认的历史分期是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真正的玉器不属于生产工具范畴。同时他认为，目前发现的史前玉器只存在于中国东部沿海和东北亚地区。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单独划分出玉器时代难以取得共识。
但郭大顺仍然表示：所谓玉器时代的确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而红山文化的精髓正是玉器，这也是辽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有力证据。
辽河流域发现最早的古国
经考古工作者近20年不断发掘，位于辽河流域东南部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被考古专家确认为中国最早的古国，这一结论将写进近日启动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据负责起草《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介绍，于今年春节后启动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对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20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系统研究总结，目的是对考古成果加以确认。
经过对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初步整理研究，考古学家确认在辽宁省西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的一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石砌祭坛遗址，与相距50公里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发现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为古国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
东山嘴遗址坐落在一座山梁正中缓平凸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这座石建筑遗址石头加工技术和砌筑技术相当讲究，外侧可明显地看出错缝砌法，长条基石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这种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祭坛内出土有当时人们崇拜的生育神和农神的陶质塑像。
牛河梁遗址内有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墓葬等多种类型，这些建筑分布于各山梁岗丘上的诸遗址点，依山势定方向，依南北中轴线按高低上下、左右进行规划布局，使诸遗址点既主次分明，又彼此照应，形成一个大范围有机整体。由于诸遗址点都是顺山势分布的，这就使南北轴线和诸遗址点的布局以至每个单元的方向，都有20度的偏角，表现出在遵循严格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下并不要求十分规范。每个积石冢或方或圆，或方圆结合，各有创新。女神庙则既可分出主室与侧室，又多室连为一体。从遗址的整体到每个具体类型和单元，都是既讲究整体结构布局的规整，又富于变化。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内出土了红山女神头像、陶质泥塑、彩陶、玉雕龙等大批精美绝伦、世所罕见的文物。
考古专家们在对上述考古遗存进行研究时发现，东山嘴、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冢群中心是一座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具有山陵性质，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已相当严格，已具有礼的雏形。
辽河流域考古的惊人发现，表明红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同时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见多种变化，其中不少都是氏族公社原始性的保留。这正是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古国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良渚遗址被确认为最早的古方国
以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000年，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境内。它是长江下游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和东方早期文明的主要代表之一。
坐落在浙江省余杭市的良渚文化遗址最早发现于1936年，在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50多处包括建筑遗址、居住址、土墩大墓等多种类型的遗址点。其中反山土墩大墓群12号中心墓随葬的玉琮和玉钺规格，瑶山以红、灰、黄三色组成的大型祭坛和墓地规模，在所有良渚文化中是等级最高的。特别是被诸墓群围绕其中的莫角山遗址，作为一座人工堆筑的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高更达10米，其上又加筑3座较小的土台。无论墓葬规模、玉器等级、组合和整个遗址群范围，都要高出江浙地区其它良渚文化遗址的墓葬群。
考古专家推测，良渚遗址群是包括宫殿、祭祀功能在内的巨大建筑址或都城所在地，它作为良渚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邑落是当之无愧的。专家们经进一步研究发现，良渚遗址群的规范化程度十分高。而良渚文化以琮、璧以及人神兽面纹为主的玉器群，从种类、造型、花纹以至基本组合，也十分规整和固定。良渚文化聚落分化的层次性也较为清晰。良渚遗址虽可定为良渚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但像反山、瑶山这样的墓地以及墓地中的大型墓葬，不仅见于良渚，也见于福泉山、赵陵山、寺墩等地，出土的大型玉琮、玉钺的地点就更多，可以将它们依次分为若干等级。这说明良渚文化诸聚落遗址之间，在规模上虽也有大小之别，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大中心下多中心关系，有些类似于大国之下的诸多小国的关系。
高度规范和大中心下的多中心，正是方国时代的两个主要特征。良渚文化在最高层次中心聚落下的多中心和诸中心聚落的高度规范化，是大国中小国群体的初现，这已具方国规模，是夏代以夏王朝为主，万国群体并在形势的前身。因此，良渚文化遗址表明，当时这里已进入方国阶段。
中华文明起源三部曲
古国棗方国棗帝国理论，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94年提出的。他在概括中国国家起源的三个发展阶段时，将其称为三部曲。
古国时代是指距今五千年前后出现的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最先是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考古中提出来的。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随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
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在古代中国，从古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形态，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其主要标志是大国下的小国群体。
方国时代之后，便是帝国时代。以距今2000年前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建立的秦帝国为标志，并为汉帝国及以后所延续。
三大古文化碰撞出中华文明
多少年来，有关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最近，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其中文化交汇在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纪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在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又从经济类型和考古文化特征的基本区别出发，进一步提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三大区：既以彩陶、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筒型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
据郭大顺介绍，这三大区其实包括了中国几乎所有古文化发达地区。从已经建立的考古文化系列看，各大区发展阶段是大体同步的，都可以距今5000年为界，分为相互对应的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以形成个性为主的频繁交汇期，或可称为仰韶时代(后期)。后一阶段是在文化交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实现文化共同体最初形成期，即龙山时代。
5000年前文化的频繁交汇，主要表现为中原区与东南区的东西交汇，中原区与东北区的南北交汇。这两次交汇的形式和内容各有特点，又有共同性。东西交汇的导向是先以仰韶文化彩陶为主的文化因素对东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响为主，约从距今5500年后则以大汶口文化等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为主，标志是首先在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中，逐步以东南区特征文化因素鼎、豆、壶替代了当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尖底瓶等，成为陶器的主要组合。
南北交汇也是先以中原区后冈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对东北南部区红山文化的影响为主，约距今5500年后，出现南北两种文化的碰撞。前者表现在红山文化早期出现具有后冈一期文化特征的红顶碗，此后，红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进因素，特别是庙底沟类型的花卉纹彩陶图案，形成具南北两种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征。后者的证据是在河北省桑干河上游的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中，也不时有篦点之字纹陶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出现，特别是发掘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红山文化绘龙鳞纹图案彩陶罐在这里有共存关系，表明红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扩展，并在桑干河上游一带与仰韶文化相遇。苏秉琦认为，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中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到了距今5000年后，随着这种文化交汇进一步扩大，使各大区具有了更多共同时代特征，进入了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时期。一方面由于以众多城址出现为标志的古国林立，区内文化的组合与重组加速，一方面大区文化交流集中表现为以东南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东北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西北地区为一方，以东南为另一方在中原区汇聚的主流形势，是为龙山文化出现的背景。
将以上东西交汇与南北交汇作一比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这首先表现于交汇的结果，仰韶时代(后期)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是礼制内容。以它们作为距今5000年前后各大考古文化区出现古国向方国过渡的标志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与特点，那就是通神及其独占权(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区交汇的重要共同点还在于交汇的导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区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区聚集。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大文化区系、以距今5000年为界的两大发展阶段和各区各段先后形成文化中心，以及在文化频繁交汇中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转移趋势，反映出中国文明起源从古国逐步向方国过渡的一些主要轨迹。绕有趣味的是，这一轨迹恰与古史传说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前期，北方、中原、东方和南方接触频繁，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后期由四邻向中原汇聚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可知，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就是五帝时代。这是跨进文明、走向一统与传统初现三者并行发展的一个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类型的三个大区在各自发展个性的同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汇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实现共识的中国，从而为夏、商、周三朝文明的出现以至整个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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