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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书籍、媒体、电影等渠道，或者借助于无数个体的亲历体验，西方人总是试图描绘出一个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中国形象”。而中国形象每一次重大改变的背后，都呈现出国家营销日益自觉化的趋势。
“丰饶之国”
马可*波罗向他同胞推销的中国形象是这样的：雄伟的宫殿、豪华的庆典、丰饶的物产、珍奇的器物以及儒雅而温良的国民。尽管他的《游记》对这个他称之为“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夸夸其谈、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沉睡巨龙”
这个让中国人感到振奋的说法，源自拿破仑那句可能是子虚乌有的名言，这个传言与欧洲启蒙时代一众硕儒大哲对中国的“褒多于贬”的好感相呼应，体现了上升期的欧洲对中国那种既仰慕艳羡又贪婪觊觎的暧昧态度。
“劣等民族”
西方对中国想象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缘于鸦片战争这个东方帝国的不堪一击，而更多亲临者的所见所闻打破了以往的神秘想象。容貌丑陋，长辫小脚，不守时刻，不懂礼貌，不讲公德，爱赌好嫖，溺婴杀生，见死不救……这几乎是所有传教士、官员甚至作家们描绘的中国标准像。
“和谐之邦”
作为第一个有意识对西方进行中国营销的文化人，林语堂以其“对中国人讲外国，对外国人讲中国”的营销策略，以《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为饱受工业化之苦的西方人“度身定制”的著作，成功地向世界输出了幽雅恬淡、容忍知足和诗意和谐中国生活理念。
“红色中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爱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白修德(《中国的雷声》)、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以及路易*艾黎、韩丁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讲述的红色中国故事，堪称红色延安借助国际人士进行革命营销的极成功案例。尽管“中国红”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但却成为日后成立的新中国形象的主题色。
“狂暴激情”
“文革”的爆发给了西方传媒一次对红色中国“再妖魔化”的机会，“破四旧”、“喷气式”、“红海洋”以及“打砸抢”等等词汇充斥西方媒体，构成了一幅关于中国的混乱狂暴景观。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更是把中国形象定格在“荒谬”、“无序”、“自闭”的基调上。尽管有人把这归结为一种“过度的神经质的浪漫主义激情迸发”，但“狂躁”和“不可思议”却是大多数西方人对那个时代中国的基本印象。
“田园诗画”
与上一幅狂乱景观相对应的是一种“田园诗画”般的中国图像。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再次激发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诗意想象，进入与世隔绝20多年的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开始撰写一些关于中国的田园诗般的文字，那些与西方国家“像照片和底片一样截然相反的图像”----“没有失业、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所得税、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色情”等等，折射出的是西方人笼罩在过度工业化阴影和“铁幕”恐慌下的双重焦虑。
“苦海余生”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主任包福德那本专门暴露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中国----苦海余生》，在1982--1983年连续两年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拨乱反正的中国表现出有限度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已令西方人深感惊讶，但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其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速度，从邓小平当选《时代》周刊1985年“世界风云人物”，以及该杂志组织的有社会名流、学界及商界领袖参加的对中国大规模的采访中，西方人看到了一个正在“进入现代世界”的中国。
“龙的世纪”
在邓小平视察南方后两年，趋势家奈斯比特在其新著《全球反论----小而强的时代》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并认为，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经济体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将要缔造一个“龙的世纪”。进入市场化阶段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大国风范与西方对话，并在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中，塑造着自己的务实形象。
新新中国
1980年代下的蛋今天已破壳而出，他们漫不经心的诡异姿态、狂热的消费冲动以及和任何传统断绝了关系的叛逆感，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中国。转战于网络和街头，迷恋任何新奇和超酷的东西，自由率性地设计的生活……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描述中，一个新新中国开始在他们身上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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