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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湖北省监利县的离退休老干部们经常聚在一起，下棋、聊天、喝茶。2004年夏天的这样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了县广播电视局原局长苏兆新，马上激起一片怨声——这位很快就将成为法庭被告的贪官，在监利县早已民怨四起。
突然有位老干部说：“他可是监利的大功臣啊！”大家马上不解地围了过来。
“想想杨道洲啊——李昌平没能让他下来，多少老干部没能让他下来，可是苏兆新这次把他牵出来了。”
此前不久，监利县检察院查办了广电局原局长苏兆新贪污行贿案件。由此推倒了监利官场的多米诺骨牌。
2004年3月16日，监利县广播电视局原局长苏兆新被刑拘，监利县反贪局开始调查；
2004年4月30日，黄冈市副市长、监利原县委书记杨道洲被湖北省纪委“双规”；
2004年6月30日，荆州市委副秘书长、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被荆州市纪委“双规”。
杨道洲和杜在新，分别是监利县前后两任的县委书记，他们主政监利的时间，从1997年到2004年，共计7年。
曾经的“廉政标兵”
2000年，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的一封信，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李昌平以自己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实际体会，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声音。众所周知，后来李昌平在当地无法立足，最终不得不“自愿辞职”，南下打工。
一位老干部回忆说：“乡镇党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李昌平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有人当面挖苦李昌平时，没人出来给他说句话。”
一位当时任乡镇党委书记的干部说：“我们没人敢跟他说话。”
县委一名干部，受命天天在棋盘乡盯梢，李昌平走到哪就跟到哪，持续几个月，直到李昌平离开。李昌平见了哪里的记者，去了什么地方，他都要一一向上汇报。当时的“执政者”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杨道洲。
这位县委书记，是1996年2月从湖北省钟祥市跨地区调动任监利县副县长、代县长的。
1997年春节一过，当时的杨县长就把财政局局长找来，将春节期间收受的6万多元礼金全部上交，而且毫不客气地附上送礼人的名单。
这是他来到监利的第一个春节。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位县长的风头就盖过了当时的县委书记。”一位监利干部回忆说。
他的“风头”来自这6万元礼金和送礼人的名单，也来自他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
敦实的杨道洲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总是西装笔挺。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监利也深受其害，他面对十万灾民泪流满面的形象，通过报道抗洪救灾的电视镜头广为传播，他曾面对抗洪英雄胡继成的母亲痛哭流涕，曾与抗洪部队官兵依依惜别热泪盈眶，曾对贫困大学生慷慨解囊，曾对一些贪图私利的干部大发雷霆……
2000年3月，杨道洲被评为湖北省廉政标兵，在省纪委召开的反腐倡廉大会上作了一万多字的报告。他说：“一想到监利的十万灾民，一想到监利落后的经济，一想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的神经就一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贪图母亲钱财的理由！”
当时，会场掌声雷动。
然而与此同时，却有“八大金刚”的说法不胫而走，在民间流传开来。这八个人分别是县广电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此外，还包括一名一夜暴富的包工头。其中的几位后来陆续成为市人大代表。
苏兆新，正是“八大金刚”中的铁杆人物之一。
苏兆新曾经在酒桌上公开说：“你们信不信？我给他(杨道洲)打个电话，他三分钟之内就得出现。”果然，县委书记在广电局局长的电话后，很快来到现场。
监利县城有几条主干道，目前几乎都在“隆隆”的施工中。
它们是1997-2000年间施工完成的，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却不得不因质量问题开始翻新、重整。在那几年里，一位本不为人知的包工头，将监利几乎所有的大型施工项目，尽数收入囊中。他就是刘耀发，杨道洲的“八大金刚”之一。
1999年5月，县公安局整体搬迁。公安局局长被杨道洲夫人叫到宾馆谈话，希望这项工程能够包给刘耀发。这位夫人许诺事成之后让他当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在遭到婉拒后，据说这位夫人打电话给杨道洲，又哭又闹，说这位公安局局长不给面子。
为了显示工作业绩，杨道洲一面向上级汇报说当年的财政任务已经完成，一面在下面借贷——甚至是民间借贷来填补亏空。据一位在监利有着四十余年工作经验的金融系统老干部估算，1998年当年，监利县债务负担增加约两个亿。
市政工程是杨道洲在监利的政绩中重要的一部分，仅县城的玉沙大道项目，财政就投资了3700余万元，自然，项目是由“八大金刚”中的刘耀发承揽的。另一方面，监利虚报减轻农民负担1.5亿。
杨道洲留给监利许多干部的印象是：在以“八大金刚”为主的小圈子里“没有底线”，在此之外“小钱的问题上做得滴水不漏，却专门乐于搞面子工程，最喜欢搞城建项目”。
在面子工程和巨大的虚报数额支撑下，杨道洲政绩突出。一位曾经参与过考核他的老干部介绍说，他留给组织部门的印象是“有魄力，有胆识，才思敏捷，作风过硬，敢于拿大措施、做大动作，是个难得的将才”。
“作风过硬”的另一面，是这位县委书记习惯于直接打断别人的话，包括人大、政协干部在讨论工作时提出的异议。一位原监利县人大领导回忆说：他在会议上刚对数千万元的市政投资提出不同意见，杨道洲就打断说：“你不要说了！”这位原人大领导回忆起1998年的场面：“百万民众和解放军官兵在长江前线奋勇抗洪，县里却在装修办公楼，还专门拿出300万修监利宾馆的主楼。”2000年，杨道洲升任荆州市副市长。
据10月1日《楚天都市报》报道，“省纪委现已查明其主要错误事实：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十余万元；滥用职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数十万元；违反规定购买企业内部职工股从中获利；收受他人礼金；存在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两性关系问题。”
鉴于杨道洲的行为有的已涉嫌犯罪，有关方面拟将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他的黄冈市人大代表资格已被依法罢免。
引人争议的任命
2000年10月，杜在新接任监利县委书记一职。
当时的荆州市市委主要负责人曾说，杜在新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李昌平上书总理之后，中央、省、市调查组接二连三奔赴监利，告状信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监利的局势非常混乱。2.2亿元的财政收入只完成了1.13亿元。
来到监利后，杜在新经常下乡入户调查，还专门到华中农业大学去找专家，带回了“回形鱼池”等产业结构调整方案，提出“以工养县，以水富民”的口号，大做水文章。监利县发展计划局的一位领导说：“在荆岳长江大桥立项问题上，杜表现出了非常的果敢与坚决。凭着一张嘴，说服了岳阳市与湖南省的领导，说服了中央有关部门，甚至让荆州市率先掏出了100万启动资金。”
杜在新从荆州市广电局来到监利的时候，正是农村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之下挣扎窒息的当口，基层问题非常突出。上任不到一周，杜在新“连东南西北都没摸清”，辖区黄歇镇就因负担问题出了人命。
数天后，他在全县正局级干部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发展是解决监利问题的根本办法》，轰动了监利。按照一位老干部的说法，“极大地鼓舞了人心，给神经紊乱的监利注入了一针镇定剂。”
监利电视台一位记者证实：有一位杜的崇拜者甚至将杜的这篇文章自费印刷成小册子赠送给大家。
那次他提出：农村入户收费要做到“有钱交钱，没钱就走，说声再见，下次再来”。但也有乡镇干部哭笑不得地说：“这根本不可能嘛！到了那个份上，哪个农民会心甘情愿给你交钱呢？”
杜在新曾是家乡松滋县(现已撤县设市)的中学教师，并曾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常务副市长，后任荆州市广电局副局长。来到监利的时候，他刚刚做了两三年广电局局长——在突然开始面对一个农业大县之前，他并没有多少农村基层工作经验。
杜肯定没想到：监利最终成为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点。从上任到“双规”，不到3年时间。
瘦高的杜在新，总是穿着深色的夹克衫。形象虽然朴素，开口下笔，却总能得到上级的肯定。
在他被双规之后，监利干部中有这样两种普遍的看法：一种认为杜在新以一个“文人出身”的背景，在监利最困难的时候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了；而另一种认为：这个任命本身，就造成了监利工作的损失。一位政协系统的老干部说：“这两任书记，前一个是政治品德尤其的坏，后一个是能力尤其的差。其结果，就是监利人民为7年来的损失支付代价。”
监利县很多人说起杜在新，第一句话就是：“文人出身。”
“危险”的苏兆新
2003年10月换届之前，杜在新曾在写给荆州市委的工作和思想总结上说：“我母亲74岁，前不久回家看她，她还在田里挖红薯。我把她挖出的一个3.8斤的红薯带回监利，放在客厅里。为什么？我是吃红薯长大的，我是父母含辛茹苦拉扯上学的。我是在党旗下发过誓的，农民的儿子应该有农民的本分！”
但被苏兆新交代出来的杜在新是另一个形象。
广电局长苏兆新，留给监利干部们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有一次在饭桌上，苏兆新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务员屁股上捏了一把，全然不顾一旁有县委一位女领导在座。
又一次应邀赴筵，进了门他发现在座的每人都带着一个“侨子”(意即小蜜)，惟有他孤身一人。苏二话不说，返身就走。不到20分钟，他带来两个年轻女人，一前一后相拥进来。
在民间，苏兆新留下了大量令人肉麻的下流语言。连杜在新都曾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说：“你是‘流氓加才子’，哪来那么多鬼话？！”据知情人介绍：苏玩弄的女人有十几个，其中有一位女干警，为了弟弟的干部身份问题，想办法成了苏兆新“身边的人”。作为“八大金刚”之一，苏兆新很快通过这位弟弟所在单位的直接领导，使干部身份问题顺利解决。
苏兆新在监利老百姓中“名气”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解扰器”。那是他在专程“考察”之后从外地“引进”的先进设备，功能是对有线电视信号先行加扰，电视机须配备“解扰器”设备实施解扰，才能收看。此举的目的，是解决“有线电视收费难”的问题。
每台数百元的“解扰器”，对监利县城的平民来讲，不是一个轻松的小数目。一些人大代表纷纷上书，县人大常委会几次听证，一家律师事务所甚至免费为老百姓代理诉讼。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原副主任说：他曾亲眼看到下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电视，就开着电视机蹲在边上听里面的声音。“看得人直想掉泪啊。”
这些都没能撼动这一决策的推行。就如同苏兆新在所有场合中肆无忌惮的言行一样，他倚仗的是杨道洲的支持。
杜在新上任后，曾对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清楚苏兆新是个“危险的人”。
杨道洲在荆州市任职，是县委班子的直接领导。“八大金刚”们常常到市里去“汇报工作”。用监利县一位干部的话来说，杜在新来到这里时，杨道洲留下的“八大金刚”呈现出一种“尾大不掉”的局势。
在县人大组织的行规评议中，县广电局连续三次被评为“末位”。按照县委的有关规定，连续三次居于末位者后应该引咎辞职。而苏兆新非但没有丢官，而且于2004年2月获得了副县级任命。
据称，在这个问题上，荆州市委一名领导曾给杜在新打了一个电话“通气”。开常委会研究的时候，杜在新发现除自己之外，其他常委委员竟然都表示赞成——他们都已知道了那一通来自市里的电话。那次会上，只有杜在新一个人提出了苏的一些缺点。最终任命获得通过，苏兆新由此成为副县级干部。
于是，“危险”的人继续获得了任用。
杜在新向廉政账户上交的数额中，有1.3万元的票据背后，被他标上了“S”的字样。据一位“老监利”说：在监利县主要干部中间，姓名字首拼音为“S”的惟苏兆新一人。
“我像一辆方向失控的汽车”
据荆州市纪委介绍：杜在新在监利任职期间，违纪金额(含物质)80余万元。一位乡镇干部说：“我们管他叫‘杜灾星’，卖官卖得上上下下没人安心工作。”
这形象与人们印象中的中学教师、“文人出身”的儒雅官员，显然相去太远。而对杜在新来说，这三年的县委书记生涯，也是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
刚到监利时，他曾在大会上高声说：“取一文，我就不值一文！”
他还公开表示：干部任用要“民主化、推荐化、程序化，有农民负担问题的，一律免谈”！一时传为美谈。
杜在新到任的当年岁末，某乡镇一管理区为清收欠款给十余名农民“办学习班”——将他们强行带到一个废旧仓库，限制行动自由，其中一名青壮年农民因饮食起居条件恶劣导致胃出血发作，身亡于腊月二十七。有关情况被记者采写为报道，杜在新亲自给报社编辑打电话，好言好语压下了稿子。
然而该镇党委书记还是很快当上了一实权部门的负责人。后有关情况通过《内参》发出，该干部才被撤下。
据杜在新的一位朋友介绍：他上任后第一次运作乡镇干部调整，备受打击。涉及数百名干部的调整，让他陷入纷纭复杂的关系网络里，疲于应付。事后杜在新曾说：“人事安排上的不公主要是上级有关领导起了操手作用。”
一次“迫不得已”的人事任命之后，杜在新在私下场合对朋友哀叹：“这人何德何能啊——来做这个镇党委书记？！我没办法，只好给他配一个能力强的镇长，能独当一面的。他在这个位子上坐多久，人家这个镇长就陪着坐多久，不敢动。”
他在悔过书中回忆了在监利第一年过年的情景：“我的老同学(时任某乡党委书记)提来几只洪湖麻鸭，我怎么也没敢要。可是很快，乡镇干部某某某和某某某上门拿出1万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下级一次拿出这么多钱。”
那时候的杜在新，还如履薄冰。
据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有一次在杜家，主客几人正在客厅谈话，杜在新突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声色俱厉：“你又干什么去？！”
在他背后，儿子正蹑手蹑脚想出门。父亲一声喝斥，他愣在原地。妻子这时出来替儿子讲情：“他也一天没出去了，让他出去走走吧。”
杜在新很恼火：“走什么走？！”
自从他的儿子调来监利后，走在马路上就会有人上前招呼：“请你吃饭！”有主动结交的，有介绍别人来结交的，其中甚至包括涉黑组织成员。后在县公安局查办涉黑组织案件时，犯罪嫌疑人一再提及杜在新的儿子，后经反复查实，才证明他并未参与犯罪。
有人感慨：“老杜真不应该把他儿子调来。”
在主政监利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杜在新的家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儿子结婚，他一桌酒席都没有摆；父亲去世，同样不事声张。
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议论他了。“做了官就不认老同学老朋友了”、“高攀不上了”，这些说法同样令杜在新为难。他在悔过书中提到：有些钱物往来，是纯粹私人之间的“礼尚往来”。
然而这道界线很快就难以把守了。
杜在新在悔过材料中谈到：第一次收下两位下属各一万元钱后，他“就像一辆汽车，自己只有购置权，可是方向盘握在别人手里，刹车踩在别人脚下，从此这辆车的方向就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了”。
尽管这样，他还是心存忌惮。杜在新先后向廉政账户上交6万余元，这个数字在监利县廉政账户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在悔过书中继续说：“如果说那一次是我的堤坝打开一个小口，那2002年妻子住院，就是大坝溃堤。”
杜在新的妻子因患乳腺癌住院期间，医院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21个乡镇和各直属部门的领导无一例外地赶赴荆州市的医院探望。
“趁没人注意，就往病床被子下面掖钱，要不就是床头柜什么地方。这里那里，找到能塞钱的地方就塞进去。”据当时负责照顾的县委工作人员估计，一般的乡镇是2000元，有的塞了5000元。根据这个数字大致估算，那一次妻子住院，杜在新收受数额约为37万。
妻子死里逃生之后，谨慎的杜在新向廉政账户上交了两万元礼金。就在那一天，他对一位朋友说：“生死边缘走了一遭，这一次我看开了，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吗？”
后来的事情已经无需多言。一位县处级干部说：“杜在新在监利把人都得罪光了。因为不管能不能办成事，他都收钱。经常是一个位子许给好多个人，收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一位县里的老干部说：“杨道洲、杜在新的干部路线就是唯上、唯钱、唯亲，领导打招呼的要提拔，重金相送的要提拔，是同学、老乡、亲戚的要提拔。难怪每次干部变动时，都有一些有分量的人来监利打招呼；难怪有‘心诚’者要在大年初一到杨、杜的祖坟上去祭祖；难怪有些人要千方百计和杨、杜或是他们的夫人认同学、攀亲戚、套老乡；也难怪县委组织部门曾有科长直言：‘想提拔，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
杜在新最后完成了一个文人到贪官的角色转变，他的政治形象，定格于监利干部口中的“杜灾星”。
一位政协系统的干部说：“乡镇和县直部门在发展经济时，一味迎合县委书记的好恶，你说挖鱼池，我就搞‘路边花’、搞形象工程，把种棉花的田也挖成鱼池；你说‘招商引资’，我就‘见了菩萨就下马’，就是垃圾企业也引进来；你说‘宁可少收3000万，不能再死一个人’，我就采取不作为，农民的合同款干脆停收……”
杜在新曾在一个私下场合对朋友说：“就是这群人，把什么都搞坏了。动不动就往上跑，往荆州、往武汉跑，找人下来讲话。”这位朋友回忆说：他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杜在新于9月19日写完了他的悔过书，于9月23日被荆州市纪委移送荆州市检察院。
湖北彻查此案
截至发稿时为主，监利县又有数名涉案人员被相关部门查处。
监利县反贪局一名参与办案的警官告诉记者：县委主要领导中间，在苏兆新的行贿案中，除了少数几个没有接受贿赂以外，几乎人人都是榜上有名。
监利县反贪局顶着压力查办苏兆新案之后，湖北省委给予了高度重视。据荆州市检察院查办杜在新案的主管领导介绍：杜在新一案，是湖北省纪委的发函查办件。
作为“中国第一稻谷县”，监利县是省委书记俞正声“很花心思”的一个区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很多施政想法都把监利包括在试点范围内：农业税费改革、机构精简，等等。在监利县，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中年干部在乡镇、村庄、学校到处了解情况，轻车简从，不事声张。
“这次能查到这个力度，多亏俞书记反腐决心大。”监利县一些官员说。
一位官员说，古人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心头之痛，是党纪国法不能容忍的。杨道洲、杜在新的被查处，正反映了党心民心所向。一切腐败分子必然以损民始，害己终。另一位老干部说：贪官个人的悲剧造成的是全体县民的悲剧，曾经蝉联湖北省粮食产量九连冠的监利县，目前各项经济指标在荆州市8个县市区中“稳居末位”。原来人均财政收入不如监利的几个周边县市都超过了监利。“监利的农民很苦，监利实干的干部也很苦，恨铁不成钢、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好领导更苦！监利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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