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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
我国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比较强势的生育政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使人口少出生了3亿，迅速进入了低生育水平状态，生育水平已降至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为严厉的生育政策之后，社会人口结构随之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和人口老龄化等系列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高和社会老龄化之快速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开始攀升，20年间就从1981年的108.47上升至2000年的116.92，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近117名男婴，大大偏离了103至107的正常范围，其中海南、广东等省更高达130以上，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比例。
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除表现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外，还表现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根据国际社会通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或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型人口国家。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0.88亿，已经达到总人口比例的7%。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21世纪中叶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4。
解决结构性矛盾允许政策微调
人口结构性矛盾的出现使地方生育政策出现变化。据报道，上海已经取消对不生育子女的夫妇的双倍奖励，不再鼓励“丁克家庭”。对生育二胎的条件也有一定的放开，即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申请生育第二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限也已被取消。夫妻中一方为上海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等七类情况也可以要求“再生育”，还规定了再婚夫妻允许“再生育”的四类条件。规定出台后上海本地申报“生二胎”的家庭数大增。
人们普遍关注上海市新出台的生育规定是不是放宽生育政策前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上海市生育政策的变化只能说是在国家总的生育政策范围之内所做的微调，在政策上和指标上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并没有突破或超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原则范围。他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其实久已有之，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计划生育晚、稀、少政策，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行紧缩的一孩政策，直至1984年开始放小口，通过不断地调整到1987年才基本形成了目前的生育政策。而各地的微调也一直没有停止过，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以后，各地已全部完成了对地方性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或紧或松的微调，但只要不超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大的原则范围，微调是被允许的，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做干预。如果一旦调整过头了，超出了国家生育政策的原则范围，就要上报国家人口计生委再上报国务院。
15年是关键期生育政策不会变
于学军指出，今后15年即到2020年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预见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所有负面影响都会逐渐显露出来，搞得好15年以后的人口发展就会顺利，搞得不好就会特别麻烦。首先，人口在经过今后15年的缓慢增长后，到2020年将实现零增长，之后人口出生率就会开始下降；其次，劳动力供给在今后15年逐渐达到高峰后也会在2020后进入下降通道；其三，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在经历15年最为快速的发展时期后也将大为减缓，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60%，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其四，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显现，随着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胎，此后独生子女将减少。
于学军说，在这15年的关键期，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不会变动，主要是补充和完善。任何一个政策，包括生育政策，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一个政策在当时是必需的，如果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和人口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的话，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水平并非越低越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生育政策也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调整。但是现阶段我们还是要维持现行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于学军说，到2055年我国将达到16亿的总人口高峰，但是如果普遍放开生育二胎，就会提前10年达到人口高峰。如果保持现在的生育水平不变，到2035年时我们就可以将人口控制在15亿以内。因此现行的生育政策在今后15年关键期中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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