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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35岁，人均持股40多万——沪上“科技富翁”不仅队伍在扩容，而且更年轻、更富有。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在本市已认定的转化项目中，49%实现了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者的要素分配，比2001年提高16个百分点；30%的科技人员持有股权，比2001年多了10%；与3年前相比，“科技富翁”们的平均年龄小了5岁，而人均持股却增长了三成。
技术入股作价千万
相信许多上海人的记忆里，至今还留有上医大教授宋后燕高额转让其技术成果的印记。打那以后，科研越做越深，股东越当越大，逐渐成为沪上科技界一条不足为奇的新定律。上海大学朱博士研发出“AS39A松香乳液施胶剂”，能减少造纸废水排放，提高造纸质量。起初，他以30万元办了家小公司，一连几年只能小打小闹。如今，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的牵线下，一家民营企业注入资本，朱博士以技术入股，作价1050万元，占总股本35%，一下子成了千万富翁。通过此次产业化运作，公司规模迅速扩张，预计三年内产值可达上亿元。
知识价值飞速提升
让科学家理直气壮称“知识有价”、“智力有价”的是著名的“十八条”政策。在它“技术资本化、资本人格化”的精神指引下，高校、科研院所纷纷出台规定———技术入股要量化到个人，技术人员可占大头———从此，技术入股不再是一篇“雷声大雨点小”的“表面文章”。在上海大学，学校将所获技术股的2／3量化到主要技术人员手中，学校只留1／3；交通大学则明确规定，创办企业所获技术股，学校、院系、课题组之间按2：2：6的比例分割，课题组中个人可占大股。这些具体而实在的“土政策”将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热情再次激发，知识的价值飞速提升。
与此同时，一批科研人员在国有企业、科研院所转制中初尝了股东滋味。上世纪90年代初，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创办了一家固态离子导体公司，专门从事氧化锆材料及其器件的开发。尽管发展平稳，但所领导总感觉科技人员的潜力未被充分挖掘。怎么办？转制。研究所将公司历年权益增加额的35%，以股权形式奖给有功人员，并允许他们自掏腰包，再次购买部分公司股份。改制后，自然人持股比例占到公司总股本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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