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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手腕扭伤，记者前几天去南京一家比较有名的大医院就诊。医生随便看了看：“没问题，肌腱扭伤，贴几贴膏药，再吃些药就好了。”言罢开出药单，费用竟超过100元。记者心理嘀咕：既然没问题，自己贴些膏药，多休息休息也就恢复了，犯不着花这么多钱吧？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平常看个感冒，这家医院可能收你几十元，那家医院却可能收你几百元；做个手术，一家医院可能是一两千元，另一家医院则可能是五六千元。
在寻医问药过程中，医院的“短斤缺两”该找谁？医疗消费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秤”，以便患者及家属掂量掂量：这病看得该不该？这钱花得值不值？
特殊消费难定公平标准
尽管目前很多医疗界人士还不愿将医疗过程等同于一般的消费过程，但越来越多的人正逐渐接受医疗是消费这一概念，最起码是特殊的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法学教授叶林认为，我国《消法》在立法时没有明确将医疗纠纷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之内，但不能轻率地就此予以排斥。虽然正常的消费是积极的、主动的，而医疗除了保健医疗、美容医疗外，都是被动的，但不影响医疗被称之为消费。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冷明祥和南京鼓楼医院党委书记何忠正也承认，医疗是消费，但不能等同于一般消费，而是一种特殊的消费。
冷明祥认为，消费者购买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利益受到侵害后(如买了假冒伪劣商品)，总能采取某种方法进行补救，并挽回一定程度的损失；但医疗不行，医疗行为对患者和医者来说，都是高风险的，健康和生命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补救，因此医疗消费只能是一种特殊消费。
何忠正说，给这样一个特殊消费设“公平秤”，谈何容易？一般消费，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信息是相对称的。商家为了推销某种商品，会通过各种渠道向消费者传达，而消费者也有较成熟的消费心理，经常货比三家，积累了好多消费经验和信息。买不买？买什么？买了短斤缺两或假冒伪劣商品怎么办？消费者都有支配权和选择权，但医疗却做不到这一点，医患之间的信息是明显不对称的。因为患者就诊前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病，不知道该怎么看，医生会怎么做，话语权完全在医生一方。看病时医生是权威，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开什么药患者就得用什么药，患者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鼓楼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斯瑶也认为，医患间信息的主动权掌握在医方，而不在患方，所以现在一直强调尽量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落差。但这种信息实际上无法完全对称，因为医疗消费绝不是像买商品那样简单，每种商品有每种商品的规格和价格，但每个患者只是代表个体，不能用别人的标准来给他看病；每个医生的诊断标准也不完全一样，也会带来收费和诊治结果的差异。因此，很难用一个标准衡量
目前只能做到程序公平
何忠正说，所谓的公平，一种是程序公平，一种是事实公平。他解释说，所谓程序公平，即指医院的规章制度、收费标准、临床用药等针对患者的就诊程序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消费目前很多只能做到程序公平，而无法做到就诊事实公平。他举了个例子：“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要做心脏换瓣手术，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让我帮他拿主意，到底是国内的瓣好还是国外的瓣好。我只能说，质量当然是国外的好，但要根据你自己的财力来考虑。”为什么医院在用到任何贵重药品或器材的时候，都要患者或家属签字？就是因为不同的价钱享受不同的服务，患者必须签字认可后，医院才会给他们使用相关的器材或药品。
何忠正说，其实这就意味着不公平，因为患者到医院应该享受同等的医疗服务，但现在只能根据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衡量如何为他们服务，而不同的服务其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说白一点，就是给的钱多，享受的服务自然就好。这不是势利，现实就是这样，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此外，每家医院的医疗水平、医疗技术是参差不齐的，即使能做到程序上的公平，患者在各家医院享受的服务仍然是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上的不公平。不同的医院，动用不同的设备和专家，设备的价值可以衡量，专家的价值却很难衡量。因此，各家医院的费用的确存在差异，不过很难用公平不公平来衡量。“我相信每家医院对所有患者都是相对公平的，但没有一家医院能做到绝对公平。因为在医院，你不能说我花钱就能买到想要的健康，更不能说花了钱就必须要把人救活。这对患者不公平，对医院来说更不公平。”
谁来评判公平与否
患者在抱怨不公平的同时，很多医生也在为自己抱不平。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蔡文辉说：“现在许多病人包括家属都认为医务人员绝大多数是在收红包拿回扣，造成乱收费乱开药，将费用分摊到患者身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实质上反映的是政策性问题。”
按理说，医生作为一方，病人作为另一方，中间应该有一个第三方做协调，但现在作为“公平秤”角色的第三方严重缺位。谁能胜任“公平秤”？谁来评判医疗消费公不公平？到底谁能公正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冷明祥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代表患者利益的机构和团体，患者只能代表个人，经常孤掌难鸣，一些正当利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就说医疗事故吧，因为医院和医院、医生和医生本身就结成了天然联盟联。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同行专家肯定偏向医生或医院，绝对不会把五分责任鉴定为七分，而只会是三分甚至赖掉，因为这代表己方利益。冷明祥说，这也是很多医疗事故处理过程中，患者宁可相信不懂医的人民代表或法官，而不愿相信精通医术的医疗专家。再说政府一方，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医院的利益，医院声誉的好坏，最后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且与政府的投资联系在一起，在维护医院利益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样，政府-医院-患者这三角关系明显失衡，前两者非常有力，而后者却处于明显的弱势，这也是很多纠纷发生后，闹医院和告大夫成为患者讨要公平的首选，这是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
南京鼓楼医院党委书记何忠正说，我们也一直寻找一杆公平秤，不仅为患者，也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就说医疗事故鉴定，其实老百姓并不愿意去鉴定，他们认为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医院同穿一条裤子，不可能给他们公正的说法；他们也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认为程序长，费用大，往往一个官司就是一年时间。因此，他们经常选择直接到医院。其实，协调是个有效途径，关键是医患双方的矛盾谁来协调？卫生行政部门是管医院的，但管不了患者，由他们来协调显然不行。司法介入是个方法，但也很不现实，我曾经与法院沟通过，问他们能否用人民调解员的身份提前介入呢？法院说很困难，调解成功了还好，万一调解失败，法院也会成为被告。
那么，患者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很多研究医疗的专家都认为，一靠整个医疗过程的规范，二靠政府部门把管理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要从对医院负责转变为对患者负责，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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