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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笔者发表题为《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的系列文章，首次提出北京应积极抓住伊拉克战争中欧立场接近的机会，着眼于今后几十年美中欧三足鼎立的格局，积极谋求与欧洲的战略接近。上述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就是《中欧战略接近，有望牵制美国》。
最近一年的发展证明，中欧关系正在这条轨道上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法之间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10月11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时表示，希望与中国加强经济和政治联系，以平衡美国的全球影响。
这一表述与稍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密切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推动国际秩序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建议相比，不啻更为直截了当和一语中的。
10月12日，希拉克在香港记者会上回答笔者提问时又表示，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法中这一战略关系都不会变化。
必须指出，与冷战年代的战略关系不同，中法之间的这一关系只是平衡美国影响，而非与美国相抗衡；不以美国为假想敌，而只是希望增强三足鼎立局面中的中欧两极作用。长远而言，这对美国也有好处，对中欧关系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北京最新思路
首先，从北京来说，欧洲的战略意义仅在70年代美苏对峙时代短暂呈现过。冷战结束后，由于与中国没有潜在地缘冲突，因此欧洲虽然对华经济意义重大，但在战略上几乎不占什么地位；过往几年，在北京的外交天平上，重中之重是美国，其次是日本、俄罗斯、东南亚，甚至印度等国也要超过欧洲。
伊拉克战争使所有的潜在冲突浮上表层，再加上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连番波折，利用欧洲平衡来自美国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北京的最新战略思路。
根据欧盟发展史上“两个速度欧洲”的经验，只要是法德两个欧洲大国决意实施的事物，便可能逐渐成为欧盟内部的议题。
对北京来说，目前似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以下两点战略思路：一、中法之间以战略眼光互相对视，必须上升到中国与欧盟的层面；换言之，中国与欧盟之间虽然已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却尚未达到中法之间的默契，如何完成这一过渡可能是今后的挑战。二、欧洲对华战略地位，必须由过去中国外交上的老五或老六，上升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从目前来看，北京尚须对几个问题予以密切关注。
首先，中欧战略合作取决于欧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欧洲主要国家对其与美国关系的定位。在这方面尤其必须看到，法国的抗美情结在欧洲国家中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对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其不可或缺的盟友。
因此，寻求由中法之间的战略默契向中欧战略默契过渡，需要更高的技巧，尤其在对美关系定位上既要突破现有框架，同时又要照顾大多数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感和无奈感。
短期而言，中欧战略默契能否形成，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欧战略接近，尚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原因是欧洲希望美国在大选后返回民主党时代的执政风格，今年的美国大选将是美中欧三方互动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旦民主党在美国上台，那么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希望藉与中国战略接近而牵制美国的计划可能推延。
东欧德国两大关键
其次，在欧洲国家中，北京尤其要注意两个国家组别的态度，一是东欧国家，二是德国。今年5月加入欧盟的10个新成员国，其中八个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这些国家是美国积极争取的对象，而为了自身利益，它们也乐于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保持平衡。
至于德国，虽然在伊拉克战争中与法国站在一起，但在平衡美国的问题上，却远远不如法国坚定。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美国当年将自己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心存感激，二是对战略联盟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德国外交部大楼的大厅里，放着上世纪纳粹和民主德国时代的一些特有纪念物。这栋大楼是纳粹部委所在地，50年代开始又是民主德国执政党中央所在地。纳粹和民主德国，被今天的德国人看成是20世纪的两大独裁政权。
在这栋大楼进进出出的德国外交官们，每天感受着这一特殊氛围，自然不会忘记1945年正是美国将德国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在这种氛围下，期望德国出台如法国那样平衡美国的战略视野，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
另外，就民族性格而言，要德国与别国建立战略联盟意义的关系十分困难。六年前，除了日、德外，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大国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当时，中方曾多次试探德方，但均遭婉拒。
德国政府一名主管亚洲问题的官员当时便对笔者表示，德国不会考虑中方的这一要求，因为德国看重的是双方关系中的实质内容，也不会事事步美国后尘。
因此，如何突破德国的关口，是下一步北京外交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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