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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柏杨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四大无聊，“谥号”是其一(另三大无聊是“年号”、“正统”和“避讳”)。从总体上看，站在终点看谥号，可谓无聊，而又不仅仅是无聊。
纵向地看，它开始有些积极意义：促使帝王大臣少作恶多为国为民立功，后来才演变成无聊、可笑，保护没落的封建制度。正如那句名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前者称为上谥、美谥；中者称为下谥，恶谥；后者称为中谥。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诏”谥“忠悫”，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
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选进了多种课本。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专制残暴。
隋炀帝的“炀”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加的。
始皇倨傲废谥法
秦代皇帝嬴政看到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将“皇”、“帝”连起来开始称“皇帝”。“皇帝”比上谥更加溢美，所以历朝最高统治者欣然接受。西汉又恢复了谥号。
谥号的字数，从一个字开始，发展到后来用好多个字，简直成了褒义词堆砌。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其实质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字数的增加是溢美程度的发展。唐代对殁世皇帝简称谥号。明朝皇帝谥号十七字。清朝皇帝谥号为廿一字。字数这么多，当然就无法当名字叫了，只是在特定场合用。
曹操求“文”反得“武”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谥法大体上还公正，甚至连皇帝也左右不了。比如曹操一心想做周文王，以体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他梦寐以求的“文”表示具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或者“道德博后”、“勤学好问”的品德。但后人偏偏谥之为魏武帝。根据谥法，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为武。
曹操这个谥号是在儿子做江山的时候定下来的。儿子即使想给老子涂脂抹粉也做不到。到后来就变成对死者的吹捧，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曹操想到做不到，后来的皇帝真是心想事成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制度建立以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完善。随着中国封建制度一步步走向没落，一些好的制度如加谥，也变质了。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文/焦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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