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楷模周国知：一个乡民政助理的生命历程

　　“国知，你走了一年了！”　　9月26日，周国知的妻子汪碧秀一早起身，拉着一双儿女，沿着雨后湿滑的小路上了山。　　在半山腰丈夫的墓前，她默默地摆上一张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家家乡亲的新房子。“你看，他们都住进新屋了，你放心吧。”她说。　　墓前墓后，坡上坳里，挤满了和她一样前来祭坟的人。双腿残疾的胡顶成让侄子背着来了，福利院的老人们你搀我扶也来了，但更多的是她并不相熟的七里八村的乡亲们。有的捧一把野花，有的带一挂鞭炮；有的背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哭声、喊声、鞭炮声，打破了小山谷的寂静。一声声呼唤着的是同一个名字，汪碧秀再也忍不住心底的哀恸。她用双手把最后一张照片摆在墓前正中，那是他们一家4口唯一的合影——只不过，全家人簇拥着的，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是一张遗像。“国知，咱们有了‘全家福’了！”她一头扑倒坟前，泪流满面。

　　山 路

　　羊年春节刚过，还在正月里，海拔1650多米的椿木营寒风料峭。但一条条山间小路上，人们却越来越多地看到乡民政助理周国知行色匆匆的身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刚刚通过决定，决心年内在全州范围彻底消灭茅草房和岩洞屋，让所有贫困农民都能居者有其屋。这个消息让周国知像孩子过年似的高兴。

　　在椿木营土生土长的他，从小就体味到山民生活的艰辛。近20年乡村基层工作，他走遍了全乡每一户贫困农民的家。每到那些仍住在茅草屋甚至岩洞里的人家，眼看着屋外皑皑白雪，屋内四面透风，他痛切，却无奈。现在，终于可以让这些百姓们走出茅屋岩洞了！他兴奋得急不可耐。上级的具体布置还没下来，他就开始提前行动。从3月3日起，全乡15个村84个村民小组，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一户一户地调查摸底。确定了127家“消茅”户之后，他又开始一家家建档填表、为茅草房拍照、与每家人商定具体的建房方案和脱贫方案、落实救助资金、签订建房合同等等。忙前忙后，马不停蹄。无论谁都不曾想到，天天起早贪黑的周国知这时已重病在身。时不时剧烈的腹痛，被他一句“老毛病了”丢在脑后。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今年的“胃病”非同寻常，但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些一直住在茅棚里的特困群众的生活和心情，他决不愿意因自己的身体拖延这项工作的进程。

　　5月8日这天，周国知起床时就觉得“胃疼得格外厉害”，但他忍一忍，还是照样出发。晌午过后，他走进勾腰坝村特困户胡柏春家。

　　这个所谓的家，不过是一圈竹篱笆顶着块塑料布的破棚子。周国知第一次来时，胡家老少5口就躲在棚子里瑟瑟发抖。提起房子，胡柏春心酸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周国知手拉手对胡柏春说：“老胡，现在政府有了好政策，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帮你立个屋。”

　　这两三个月来，他跑了一趟又一趟，今天已是第6次登门。他告诉胡柏春，政府的扶持款还没到位，但他已经先帮胡家借到买砖的钱。他说：“到时我把砖拉到公路边上，你找人帮着运进来就行了。”

　　从胡家出来，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住，走几步就蹲下身子歇歇气。走走停停捱了两三公里，突然间一阵天旋地转，一头栽倒路边。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终于，天将擦黑时，村民赵海青路过这里猛然发现路边躺着个人，近前一看，天哪，这不是周助理吗？

　　赵海青是个哑巴。他急忙跑回村子，一边疯狂地“哇哇”大叫，一边挥动双臂比划，带着乡亲们奔往村外，把奄奄一息的周国知抬到村委会，又是喂水又是灌药。总算醒过来了，周国知看到一张张围着他的焦急的脸，反安慰大家说：“打扰你们了，我这是老胃病，痛过一阵就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一场生死边缘的挣扎，没能停滞他的脚步。第二天一早，周国知揣上几片止痛药，拄一根木棍，又上路了。周国知去世后，人们粗粗算了一下，从“消茅”工作开始到病倒住院，仅3个月时间，除了外出开会和必须的办公室工作外，他几乎天天奔波在椿木营的山路上，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127家“消茅”户，就算每家跑一趟，他至少也走了1500多公里。

　　背 篓

　　像这样全身心投入，为群众排忧解难，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周国知称得上20年如一日。乡里人都知道，周国知有“三件宝”：背篓、手电、解放鞋。椿木营山高谷深，地广人稀，人称“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手电和解放鞋，对于周国知这样经常走村串户的乡干部是必备的行头；而背篓，是他解民困、分民忧最好的帮手。

　　身为山区农民的儿子，背篓在周国知的人生道路上，有一番特殊意义。周国知的老父亲周东海说，国知11岁时，就开始替人背柴。瘦小的身躯压上几十斤重的背篓，走30多公里崎岖的山路，背一趟，挣几毛钱。就这样，他为自己挣来学费，成了当时乡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1984年，退伍回乡不久的周国知，经考试被录用当了乡干部。从此，这只不离身的背篓，永远装满了群众的事。春送种子，冬送口粮；种地送化肥，过年送补助。他的背篓，成了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的“百宝箱”。椿木营地处鄂西偏远山区，山高路险，严寒多灾，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十分艰苦。长期以来，这里的土、苗、侗、汉群众，总是被“贫困”二字压得抬不起头来。“群众生活苦，党员脸无光”，周国知认准了这条最朴素的道理，踏踏实实、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改变家乡面貌，服务父老乡亲。

　　在寒冷山区，地膜覆盖育苗能让玉米增产，周国知大力向村民介绍推广。很多人不相信，他就在自家地里先种示范，接着动员自己的亲戚种。全村48家困难户，他带着村干部用背篓背着地膜一家一家送，一家一家教。当年，采用地膜技术的群众家家丰收，户户增产，整个后坝的玉米亩产一下子从100多公斤提高到500公斤，全村人总算吃上了饱饭。

　　为让当地农民尽快增收脱贫，周国知发动大家种药、种烟。他背篓里装上党参籽，挨家挨户送到群众家，帮着种到地里。他指导勾腰坝村林药场实行农户承包经营，还亲自联系为他们买来黄连、落叶松等药材苗木。如今，这个林药场依然红红火火，承包经营的几十家农户年收入至少2万元，还为村集体创收数万元。

　　当乡干部的20年间，周国知转过不少岗位，但他身上的背篓，却始终如一。当乡长，为发展经济背苗木，背种子；当计生办主任，为节育妇女们背红糖挂面、铺盖药品；当民政助理，给受灾村民或贫困农民背粮背物，给福利院的老人背柴米油盐……

　　周国知做民政工作时间最长，他也格外牵挂那些困难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等民政服务对象。打开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着乡里所有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对这些“最需要关怀”的人，周国知从心眼里处处为他们着想。

　　给烈、军属，红军失散人员等定期发补助金，他不忍心让他们跑几十里山路来乡政府，因此总是自己挤出时间、翻山越岭自己把钱送到他们手中。妻子汪碧秀说，就为这，他一年要多穿破两双解放鞋。

　　给乡福利院买煤，为了省点钱，周国知舍近求远，每次都跟着大卡车穿州过县，夜晚就睡在驾驶室里，就连装车也舍不得花钱雇人，抓起铁锨自己干。

　　凡有灾情，周国知更是闻讯必到。2002年，一场大风刮倒了挖断山村张宗圣的房子。周国知一听说，背上背篓，带上些救济用品，摸黑赶了十多里山路赶到村里。一大早就组织村民帮助张家清理物品，找地方借住，发救济款物，解了张家燃眉之急。

　　他到底给贫困、孤寡的百姓，送去了多少帮助、多少温暖，谁也说不清楚。对他们，周国知不仅仅是“工作”，而是充溢肺腑的关爱之情。

　　因伤致残、半身不遂的胡顶成，住得离周国知家不远。周国知难得回趟家，但一回家总要过来看他，问问生活情况，帮他收拾收拾地里的烟苗，还不时拿出自己的钱接济他。有一次，周国知在堂屋跟他说说话，接着走进后面黑麻麻的睡房，去翻看他床上的被褥。胡顶成小便失禁，经常溺湿，整个床上又湿又臭，被褥也沤得霉烂不堪。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顶在胡顶成的胸口，除了他自己患侏儒症的妻子，从来没有人想起去看看他的被褥。周国知没说什么，过了些日子，专门给他背来了松软的棉被。甚至到自己病入膏肓之际，周国知也没忘了胡顶成的这件事。他托自己的老父亲，又送来一床新被褥。“国知，一世好人啊！”像胡顶成这样，只要提起周国知就激动不已的人，在椿木营比比皆是。

　　账 本

　　周国知病倒住院后，乡里让魏光荣暂时接替他的工作。财务交接，清点完毕，涉及的83万多元资金以及各种救济物资，分毫不差，就是多出来3床棉被，那是上任民政助理忘记入账所致。

　　魏光荣一点也不奇怪，多年来他与周国知先后4次工作交接，财务涉及金额有千把元的，也有近百万元的，每次的账目都是这样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现在，接替周国知工作的魏光荣就坐他原来的办公室里，桌上有个玻璃瓶，是周国知当年的水杯。魏光荣每天上班，都先给这个瓶子倒上水。他说：“是一种念想，像国知这样的人，你不能不钦佩。”

　　周国知20年来先后任过乡长、计生办主任、民政办助理等职务，都是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岗位。虽然工作繁杂艰苦，但在乡级政府中被认为“有职有权”，手里还管着大量国家投给群众的资金。

　　对这份“职权”，周国知看得很重，上要对国家负责，下要让百姓满意。他常说：“我手里的每分钱都是群众的救命钱。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这钱该不该花，对不对得住老百姓。”这么多年，无论再大的困难，再大的理由，他自家和自己的亲属没从中得到过一分好处。2002年春天一场风灾，椿木营乡多户农民受灾。负责救灾款发放的周国知唯独漏发了同样受灾的自家、父亲、姐夫、妹妹和弟弟家。亲戚们有些不满，找上门来。他耐心解释说：“国家的救济款不多，咱们就让给更困难的人吧。”

　　他的父亲周东海已81岁，也是享受优抚的复转军人。除了每月固定的优抚金，他没让父亲得任何其他救济。一次红十字会给椿木营乡一批救济物资，乡里已经分给他父亲20斤大米，他硬是从名单里划掉父亲的名字，自己掏钱买了20斤米给父亲送去。

　　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周国知身上显现得近乎“不近人情”。

　　女儿周莉，自小深受父亲疼爱。小学4年级时，有一天到父亲办公室找他，随手在办公桌上拿了几张信笺纸。一向对女儿和颜悦色的周国知立刻板着面孔训斥她，怎么能随便用公家的东西！至今，周莉想起这件事还觉得满心委屈。

　　为“消茅”工程，乡里给周国知配了一部二手相机，他为茅棚户拍了上千张照片建档留资。回到家里，已经9岁还从没照过一张相的儿子周辉，缠着爸爸给自己照一张。妻子汪碧秀和他结婚17年没照过合影，全家更没有一张全家福。汪碧秀嘴上不说，心里也同样巴望着。但周国知还是不肯：这是公家的相机，公家的胶卷，我们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一张也不能照。

　　周国知上有年迈的父亲，家有多病的妻子，下有两个上学的子女，一家人的日子入不敷出，紧紧巴巴。他家的4间木瓦房，从1986年开始盖到现在还未完工，整个堂屋的一面没有门板，用一张红蓝相间的塑料纤维布聊遮风雨。家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床上的被子也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旧物。在女儿周莉看来，“爸爸不像当干部的，虽说拿工资，家庭条件还不如农民，除了旧军装，就没穿过什么别的衣服”。

　　曾当过30多年村支书的黎青山老人感慨说，周国知每年都负责救济灾民和贫困户建房，“但凡他有一点私心，只要每次从每户人家抽半块板子，他家的塑料布早就换下来了”。

　　可周国知却从没这么想，更没这么做。至死，他的家还缺着一面墙。

　　病 榻

　　2003年6月9日，周国知将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全部完成，面交乡党委书记李明山，结结实实说了一句话：“全的，一户也没落下。”

　　这时候的周国知，又黑又瘦，1米7的个头只剩下不到90斤的分量。

　　两天后，他被乡里送进县医院。检查的结果：肝癌晚期!

　　家人和同事瞒着他，说得了肝炎。周国知对陪着他的大哥周灵知说：“哥，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吧，住院太花钱。”周灵知抬出乡党委镇住弟弟，要他安心治疗。周国知心急火燎地说：“我还有好多事呢！”走不了，他只好一一交办给哥哥：“乡福利院烧火的煤已经不多了，你一定要上山一趟，找黄书记取1000元钱，给福利院买上煤啊。”

　　“哥，勾腰坝2组的军属汤生彭那，你得抽空上山替我捎句话。我已经在沙道沟镇为他联系到建房的便宜瓦(沙道沟镇距椿木营乡有几十公里路程)，现在我不能帮他去拉了，让他带上我写的这张条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来。”

　　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病床上的日子度日如年。一天深夜，周国知让大哥坐到他床边，问道：“哥，你实话告诉我，我到底是啥病？”再也瞒不下去的周灵知哽咽了，说：“国知，你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面对如此噩耗，周国知的第一反应却是埋怨大哥：“你们早知道这病治不好，为啥还要送我住院，为啥还要叫乡里为我花冤枉钱？1天100多块，能给群众办多少事呢！”9月3日，在周国知的坚持下他出院回到家中，出院时他拒绝开任何治疗药品，只带了10支止痛的杜冷丁。忍受着肝癌晚期非常的痛苦，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心里越发有万千放不下的牵挂。

　　他最后一次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胡柏春家落实了100元救济款，对来看他的胡柏春交代：“我最放心不下就是你们家，我没能帮你们到最后，实在对不起你们，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建好新屋，发展生产。胡柏春一个劲地抽泣：“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啊！”“你过上好日子，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对年逾8旬的老父亲，周国知有许多愧疚。“爹，我不能替你老尽孝送终了。”

　　他的兄弟姊妹，这些年为了他的工作，尽了不少义务，作了不少牺牲。他对妹妹金枝说：“你们别怪我，谁让咱们是至亲呢！”

　　当然，他觉得最对不住的还是妻子儿女。从这次回家到他永远离去，一共24天，这可能是多少年来他们夫妻聚在家里时间最长的一次。也生着病的妻子，一直守在他身边。

　　18年前，刚刚从部队退伍的周国知，请人介绍这个能干的土家族姑娘。但女方家人嫌他家太穷，竭力反对。汪碧秀却看中他有文化，又是退伍军人，硬是走进他寒酸的茅屋。18年夫妻，汪碧秀跟着他，没享多少福，却吃了不少苦，自己也累出一身病。他想说几句道歉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等好容易说出来，又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你一定要撑起来把孩子养大，让他们读书。全拜托你了。”

　　接任他的民政助理魏光荣，多年同事，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周国知交代他办的事最多。“库房里的救济棉被，该晒了”“孤老冯卓然生活无着落，要接到福利院来”“消茅户盖房子的事，要抓紧”“帮我买点煤回来，我一旦去了，有乡亲们来守夜，烧两盆火，别让大家冻着”……

　　但，只有最后一件，周国知反复思量才开了口说：“你看我家里的情况，我担心我老婆的风湿病会瘫得站不起来，两个孩子都还小。真到了那一天，请组织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给她们、给我父亲适当照顾。”还没听完，魏光荣已是双眼泪流，这“照顾”二字，是20年来第一次从周国知嘴里说出来啊！

　　碑

　　2003年9月27日深夜，周国知永远告别了椿木营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年仅42岁。在这个偏远的山乡，从不曾有哪个人的死，惊动了那么多非亲非故的百姓。10里、20里，40里远的山路上，扶着、搀着、还有让人背着赶来的群众络绎不绝。周家屋子坐不下，邻居们腾出房子，大家轮流到灵前坐一坐，站一站。漫天大雨里，几家村民毫不犹豫地砍掉自己正在生长的苞谷，开出几米宽的通道，无数乡亲伸出手臂，托起棺木送他走向长眠之地。

　　周国知走了，生前身后，没留下什么财产，也几乎没留下任何记述自己的东西。没有日记，没有发言，没有形形色色的材料，更没有豪言壮语。她妻子，翻遍全家，甚至找不出一张丈夫的照片。

　　但在全乡百姓心中，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名字，记着他带来的温暖和帮助，记着他掏心掏肺的关爱之情。我们写下的关于他的每一个故事，全来自椿木营百姓的叙述。关于他的一切事迹，都是椿木营群众从心里掏出来的记忆。十几年前，乡亲们为了感谢周国知在悬崖峭壁间背水泥，在彻骨冰凉的河水里淘沙子，带领他们建起“幸福桥”，在桥头立了一座功德碑，但周国知却悄悄地把碑上自己的名字抹去了。他对前来“抗议”的村民熊昌余说：“共产党人的功德碑，应该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为此，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力，燃尽了自己赤诚的生命。周国知，像生他养他的鄂西大山一样，静默无语，却巍然耸立。唯山里百姓的口传心念，让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像土家人的山歌一样，愈唱愈远，绵延不绝……这就是他的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