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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知，男，土家族人，1961年10月出生，1978年11月参军，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退伍回乡后，先后担任湖北省宣恩县原椿木营区(后改乡)后坝乡乡长、粟谷乡乡长、椿木营乡计生办主任、民政助理等职。工作期间，周国知爱民胜于一切，他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勤政廉政为民的动人篇章，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2003年9月，周国知同志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2岁。他去世后，数百名村民从高山深谷自发到他家通宵守灵并送葬。近一年来，椿木营乡、宣恩县、恩施自治州、湖北省民政厅、湖北省、民政部先后作出了向周国知学习的决定，人事部、民政部追授他为"为民模范"。
近日，记者深入鄂西山区，采访了椿木营乡大量群众和周国知的家人、同事、领导，他们讲述了周国知生前的感人事迹。这些山里人朴实的语言或许比记者的妙笔更能打动人，故记者将采访实录整理于下，让读者通过采访对象的口述实录来了解基层干部的典型、群众的"贴心"人--周国知。
群众篇
罗群林(男59岁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主任)
“他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心里老想着群众。”
“1990年周国知作为乡干部到我们村推广玉米地膜，老百姓认为投资大，不愿意搞。他就带着我们，每天背着背篓走乡串户给老百姓送地膜。最后全村344户剩了最穷的48户，有天下午他去乡里领了笔救济款回来，马上召集我们开会，连夜和我们一起把地膜给这48户送去。后来村里玉米丰收了，以前最高亩产300斤，用地膜后翻到800到1000斤，老百姓拍手叫好，说‘幸好周主任，是他劝我们搞的。'”
“1993年，他任椿木营乡第一个民政干部。9月的某一天我去他家，看到他弟弟的房子因为没瓦楼顶上放的几千斤玉米全被雨淋湿了。我说：‘你哥哥是民政干部，你也是群众，可以找他批点钱解决问题。’他弟弟不敢去找他。我找到周国知，说了他弟弟的困难，他死活不同意批钱，我又找区里领导批了100元，他把他弟弟喊来，说：‘我管国家的钱，每用一分钱我都要想想对不对得起国家。我现在手里只有100多元钱，你领50元回去把房顶盖上，其他事情还要自己多想办法。'”
“2002年冬季，后坝乡村民齐怀清外出打工去了，两个孩子也在外面，他妻子做完结扎手术后正碰上种冬洋芋，周国知不仅想办法照顾他妻子，还组织乡上的干部把他家的冬洋芋种好了，齐怀清回来后感激得不得了。"”
熊昌余(男40岁椿木营乡杨柳坨村村长)
“周国知点点滴滴做实事，做得都是评不了奖的事。群众都说，周国知不是病死的，是累死的。”
“原来锣鼓圈村和杨柳坨村之间有座独木桥，是村民们来往和学生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桥上留下了许多悲惨的故事，群众连年反映要求修桥。1988年周国知当后坝乡乡长后，向上级争取了资金，请老百姓投劳干一起修桥。从后坝乡政府到修桥的地方有十多里山路，周国知亲自扛着50公斤一包的水泥经过悬崖沿着陡峭的山路，小心翼翼地‘溜’到谷底。那时是三、四月份，河水冷得浸骨头，周国知亲自下河淘沙，他带头干了十多天，老百姓都跟着他干。桥通了后，村民们放了两三天的鞭炮，并立了一块碑纪念，碑上刻了周国知的名字。一个多月后我去看碑，发现他的名字被磨去了，我去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一点好事就要立碑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杨柳坨村有74户村民，山大人稀，最偏远的土地垭离乡政府有40多公里，走路会走得人眼睛鼓。去年4月的一天，周国知给我说：‘土地垭有8户人家要消茅，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约好了时间，那天早上他6点就从乡里出发，那一天我们走了很多路，一直没吃饭。当下午走到离最后一户袁玉双家还有20多分钟的一个水沟边时，他捂着肚子说胃痛，然后说他明天要去县里开会，时间紧任务重，让我先去袁玉双家帮他拍照，他休息一会。我到袁玉双家拍完照片后，他还没有来，我和袁玉双去找他，到水沟边看到他躺在地上，双眼紧闭脸色发白……。”(说到这里，熊昌余的眼眶湿润了，眼泪忍不住悄然滑落，久久默然无语。)
胡顶成(男60岁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残疾人常年卧床不起妻子是侏儒)
“我们舍不得他(周国知)，对他我一世都不能忘记。”
“前年农历四月，周主任(即周国知)来给我家送化肥，我正生疮流脓卧床不起，他到我家后进了我的房间，不顾臭味翻我的被褥，发现被褥坏了，不久他就送来了一床新被子。”
“以后他只要回家就会到我们家来，不忙的时候一、两天要来一次。有时候他自己给我钱花，一年下来他要给我百把块钱，过年过节的时候他还要给我送来国家给的补助。每年农历5月27日是我的生日，他都要来看我，给我钱叫我去买东西。”
“每到(农耕)季节，他都会帮我们买肥料送来，还指导我们种地。”
“去年农历五月，他已经住进医院了，自己走不动路，还让他父亲给我送来一床被子。”
丁玉兰(女35岁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
“周老二(即周国知)，确实很感谢你！”
“我结婚后怀了一个孩子流产了，后来整整8年一直没怀上孩子。周老二当计生办主任后，给我们介绍说武汉有治疗不孕不育的专家到宣恩来，让我们去检查。1996年4月的一天，周老二带着我和乡里的另外4个妇女去宣恩检查。我们中午12点坐中巴出发，下午4点到了，他带我们直接去了计生服务站，当天就做了检查。后来我又去了两次，前后花了2000多元买药打针，到1997年9月的时候我怀上了孩子。等我生了儿子四、五个月后，周老二碰到我问我检查的效果怎么样？我说：‘有效果，娃儿都四、五个月了。周老二，确实很感谢你！’”
彭雪峰(男38岁椿木营乡长槽村村民)
“周主任好，他比我的亲哥哥还好！”
“我以前住的茅草房一吹风就‘嘎吱嘎吱'响，住在里面提心吊胆的。前年7月，周主任来看了我的茅草房，对我说：‘这个房子危险，不搞新房子不行。'我说：‘我没得这么多钱。'他说：‘公家帮你出点钱，你自己再想点办法。'没过多久他通知我说给我搞了1500元钱，然后他找我的两个哥哥做工作，让他们支援了我1000多元。后来周主任帮我买好了砖让我去拉，那段时间他每天来催我两三次，让我快点弄房子，有时候还给我们指导一下。到前年冬天的时候，新房子弄好可以住人了，周主任又催我们快点搬下来，说怕上面房子倒。新房子暂时没瓦顶上盖的尼龙纸，去年开始‘消茅’后，周主任又给我搞了1500元，帮我买好瓦拉到门口。现在这个房子风吹不进来，比以前不晓得好到哪里去了。”
何泽贵(椿木营乡杨柳坨村村民)
“周主任做的好事讲不完。他踏实忠厚、一步一个脚印，干一件事就成一件事，三更半夜打电筒也来做实事。”
“2002年4月，我家的房屋屋顶盖的塑料纸被大风吹没了，周主任知道后很快赶到我家。他从自己身上掏出50元钱，要村干部熊昌余给我家买10斤薄膜，打3斤白酒，请几个人帮忙再盖上。”
梅德春(女46岁椿木营乡福利院工作人员)
“听说周国知去世了，全院的老人哭得象么子！”
“2003年4月我调到福利院，一起工作27天他就病倒了。他帮老人买棺木，病中把棺木运回来，一直用手按着腹部，转移棺木时几乎被压到棺木下。听说周国知去世了，全院的老人哭得象么子！”(说着说着，梅德春忍不住哭了起来。)
干部篇
李明山(男宣恩县政协副主席原椿木营乡党委书记)
“和他比起来，我们有很多差距。”
“我和周国知一起工作了20年，和他比起来，我们有很多差距。首先在学习上，他凡是在分管某一项工作，总是对上面的政策和法律要求吃得透。比如他分管计划生育时，将政策条款都能跟计生对象说得清清楚楚，大家都说他‘记性好’。二是在公而忘私上有差距，他舍小家、顾大家，我们的家庭都比他家好。三是亲近老百姓有差距。他天天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百姓越穷，他和百姓越处得来，群众说他的门最好进。四是他服从意识很强，只要安排的工作，他都没有怨言，总是带头完成任务。五是他平易近人，和谁都搞得好。”
“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知道自己是癌症后，哭着对我说，好多事情没完成，如果早知道就不花国家的钱了。后来他坚持要回去，只要镇痛药就可以。放弃治疗回去，是一般在职干部做不到的。他宁愿在家坐着死，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棺材摆在堂屋里等着死。”(谈到这里，李明山的眼睛湿润了。)
黄子成(男宣恩县经贸局主任科员)
“周国知一生把心扑在工作上，情与群众连在一起，对党和政府是负责的。他任何苦都吃得、任何气都呕得。”
“1987年3月24日我任后坝乡党委书记，当时周国知是乡武装部长，我们共事了4年，两人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上。那时周国知担任经主抓经济的工作组组长，1998年10月他提出要抓‘黑白黄'：黑是硫铁矿开采，白是地膜玉米，黄是硫黄。通过开采硫铁矿和生产硫黄两项，后坝乡创造销售产值1500万元，乡里财政税收增加收入120万元，村民也因此增加了收入，不少人在当时就买了摩托车，后坝乡被评为全州的‘红旗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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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知生前用这个背篓给群众送去了肥料、种 子、棉被等物资 |
“他实干、带头、善于发动群众。他爱学习，时事、政治学习从不放松，爱记笔记。他为人谦虚，尊重人，与群众、同事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他的性格是既活泼又内向，原则问题寸步不让，平时相处有说有笑，灵活机动。”
“他当后坝乡乡长时，我多次推荐提拔他，但因为他没有大专文凭，不能提拔，而我得到了提拔，想起来我内心确实有愧。”
张兴武(男44岁椿木营乡乡党委书记)
“他对升迁没什么意识。他说当县委书记也是为群众做事，当基层干部接触群众更多，有更多时间去为群众办事。”
“在每个岗位上，周国知都能迅速进入角色，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换岗位从没跟领导提过要求，从来不闹情绪。当后坝乡武装部长时，他带领民兵在武装训练中表现出色，还帮扶贫困户发展药材，受到州里表彰；他当乡长时，管理干部都有一套，村干部都服他管；当计生办主任时，他能耐心细致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对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贡献很大。”
“他很艰苦朴素。八、九十年代基本上穿的都是部队服装、解放鞋。我曾经劝他买辆自行车，他不买，说是骑车只能到路边的几户，他想多走几户农家。”
“我曾三次动员他通过函授得文凭。他说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肯定完成，当干部都是为群众做事，一去函授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群众来找我办事会找不到人。第二次他还是这样回答。第三次，他说年纪已经不小了，而且家里负担重，不可能花几千元去读书。”
万志安(男42岁椿木营乡乡长)
“周国知精神的核心是真心为民，反过来群众也很爱他。”
“周国知去世那天，天上下雨，很阴冷，气温接近结冰。四乡八里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他家100多平方米的四小间屋里，四、五百人人挤人、人挨人，大家鸦雀无声。从黄书记致悼词到他女儿讲话，在场的人都掉眼泪了，认为他死得早、死得可惜。残疾人严红兵赶了十几里路，天黑时赶到，连鞭炮都放错了。第二天早上，十几位群众自发在凌晨2点冒着大雨、打着手电开挖墓地；移送灵柩时，玉米快要成熟还没收割，他家的邻居砍掉玉米开了一条几米宽的通道，棺木有上千斤重，山湾里有几道坎，群众人踩人人抬人地把棺木送上了山安葬，当地的老人都说没见过这种场面。”
亲人篇
周东海(周国知父亲82岁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受伤后于1953年回乡，曾担任16年的小队长、4年副队长)
“养儿望成龙，虽然他这样(去世)了，但是我仍然很高兴。”
“我11岁时，我们这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的母亲死了后是红军帮助安葬的，所以我一直想入党，也教育娃儿要听党的话。他(周国知)母亲也是土改积极分子，1996年她去世的时候也给娃儿说要听党的话。”
“他(周国知)从小就爱学习，吃饭时都把书拿在手上。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困难，他就和大哥就砍柴卖挣学费，后来全村就他两弟兄读了高中。”
“我历来不占国家便宜，2002年吹大风把我家包谷吹倒了，他管别人家不管我们，我一点都不怪他。”
“他对我很好，每次回来都要喊我到他家里喝酒。我喜欢吃鱼，过年过节他就给我买鱼回来。每年过年他都给我发压岁钱，给娃儿五块、十块，给我是四十、五十(块)。”
周灵知(周国知长兄47岁宣恩县畜牧局主任科员)
“我弟弟一生都爱群众，心里始终装着困难户。”
“他(周国知)一岁时，母亲因病缺奶，家里有8个小孩，父亲是老生产队长，很少顾家，家里很贫困。他小时候就很刻苦，他的志向是当兵，在部队里当了班长。复员后，他先做了半年多木工，然后当村民兵连长、团支书，1984年被招聘为国家干部。”
“(2003年)6月9日他和汪碧秀到县里，脸黑黄黑黄的，走不动路。第二天我陪他去医院检查，发现肝部有问题，次日做CT发现是肝癌晚期。我没告诉他病情，说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他说‘消茅'任务重，不肯住院，我做了半天工作他才同意了。”
“住院时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茅房户和福利院的老人。他惦记着福利院没有煤了，让我上椿木营乡去办理，我没找到存折回来了，他又让汪碧秀回去办理。他还一直担心消茅户的进展，要我去找一个叫余宏进的司机，我把这个人找来后，他给余宏进‘你岳父王定国要消茅，费用政府不能全部解决完，你能否资助一点？'余宏进同意了。第二次住院时，他又要我上椿木营去给‘消茅'户汤生朋老人捎信，说帮他联系好了买好瓦的地方，但是他不能帮他拉回去了，让我帮他拉回去。”
“8月31日晚他苦苦求我告诉他病情，我忍不住就告诉了他，他听说自己得了肝癌后并不震惊，而是切切哀哀地对我说：‘哥，我得的是这种病，你们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把我往医院送？我花的医药费就是几个干部的工资啊，我对不起国家！'当天晚上我们彻夜长谈，他对我说：‘哥，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培养，感谢民政部门的领导同事，但是他们交给我的消茅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死后你们不要向他们提什么要求，如果可以的话，给我家里人一点适当的照顾吧。'”
汪碧秀(周国知妻子41岁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患有严重类风湿病，已基本丧失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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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知生前带着公家的相机为100多户"消茅"户拍照，却从未为家里人照一张照片。直到他去世后，家里人才和他的遗像照了"全家福"。 |
“他走得太早了，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他。”
“他没吃什么，也没穿什么，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交给我两、三百元，自己留点烟钱、酒钱。他在家里总是说笑，有时骂他几句，他还说我在家你们还有趣些，我不回来你们还没趣。”
“去年，搞‘消茅'公家配了个相机让他给茅房户照相，(儿子)周辉给我说：‘妈，我想照张像。'我说‘你给你爸说去'。他说‘我不敢。'后来我就给他(周国知)说了，他摸给我十块钱，说’这是公家的东西，要照到照相馆去照。'”
“他平时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家里农活他基本上帮不了忙，但是他很关心我，我得风湿病三年了，只要听说哪个医生能治风湿病，他就联系给我看病。他对老人特别好，如果我父母有什么困难，他就贷款支援我家。1999年我兄弟结婚没钱，他贷款2000元给我兄弟，我们两年后才还清这笔帐。”
“他住院时，疼得厉害也不叫，只是用嘴含着铺盖，把铺盖都含湿了。我说：‘你实在忍不住就喊两声吧。'他说怕影响医生和其他病人。后来他知道自己的病了，第二天就坚决回家。刚回家时还能走几百米，三天后就不行了，我们让他躺着，他说怕群众来了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样子难过，就一直在椅子上坐了七天七夜。那些日子队里(勾腰坝村二组)的家家户户都来了，每天家里都坐满了人。去世前的四个小时，他一直紧紧抓住我的手，说：‘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我没照顾好你，你还这么年轻，以后找个人好好照顾你。'”(说到这里，汪碧秀哽咽难语，不停低头擦眼泪。)
周莉(周国知女儿17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他忽略了我们，是为了给别人更多的关心。”
“我从1岁多开始就跟着爸爸，在我眼里，他是慈父，我做错事情他从来多不打我，都是给我好好讲道理，最多只是揪我的耳朵，所以我不怕他，有时候他逗我我还和他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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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椿木营的"消茅户"住上了新家,而周国知的家仍然用塑料布遮风挡雨。 |
“我上初三时，有一次我去爸爸办公室，看见他桌上有一支笔一堆信签纸，我说：‘爸爸给我笔和纸吧，我拿去做作业。'他吼我说：‘公家的东西，怎么能给你！'我当时气坏了，冲出门就回学校了。从那以后我和爸爸就有些疏远了，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其实爸爸是爱我们的，只是他把时间和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了。”
“他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他教育我要好好读书，不然就会象妈妈一样在农村，将来要找个好工作。以前，爸爸说我做的饭不好吃，我说最大的愿望是把饭做好，让他高兴；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好好读书，做个好人，象爸爸一样为国家做贡献。今年上半年我在学校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爸爸是党员，所以我也要入党。”
周辉(周国知儿子10岁椿木营乡中小学四年级学生)
“我总觉得爸爸还会回来。”
“以前我和爸爸一起在街上住，但是他经常下乡，一下乡他就给我几块钱让我去买方便面吃，我吃方便面都吃烦了，所以宁愿每天走两、三个小时，也要回来和妈妈一起住。每次爸爸回家来，都要和我一起睡，睡觉前还要给我出题让我做，早上醒过来他又给我出题。”
“我爸爸是个好爸爸，我觉得他只是象以前那样下乡去了，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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