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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周国知出生在宣恩县椿木营乡勾腰坝村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1978年11月入伍，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底退伍。1984年9月招聘为国家干部，先后担任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长、乡长。椿木营区改制后，周国知先后担任过乡计生办主任和民政办等职。去年9月27号，周国知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记者来到宣恩县椿木营乡采访时，已经不可能见到被采访的主人公了。如今，周国知，这位共和国的基层公务员，静静地躺在勾腰坝村火烧坪后山坡上一座没有墓碑的坟茔里。
今年的九月二十六号，侯岩生采来绚丽的山花和松枝又来到了周国知身旁……。
生儿养老、多子多福是山里人贫困的生育观，计划生育在这里是"天大的难事"。手电简、背篓和一双双胶鞋，伴随着周国知走村串户，宣讲国策。就连分管这片地区的县计生办副主任崔健远常常找不到周国知的人影。［出崔健远音响］2001年的一个冬天，我来检查工作，他不在办公室。我一问说他下乡了，我当时有点不相信。这么大的雪，不在办公室，能到哪儿去呢？我当时就开着吉普车来到长槽村小学的门口，再也没有路了。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就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三个人。一个就是周国知的影子，出现在这个一片大雪之中。他带着两个医生过来。他背着背篓，里面是下乡服务器械。
按照当地的习俗，与怀孕的女人接触是要倒霉的。长槽村一组村民侯岩生妻子在月子里需要做结扎手术，周国知就找来担架，可就是没有人愿意抬孕妇。见此情形，周国知十分清楚是大家不愿意打破陈规陋习，他二话没有说便和侯岩生抬起担架上了路。［出侯岩生音响］一九九年九月九号，老婆生孩子后做了结扎手术，周国知帮忙将她抬到医院、送回家。他跟自己亲人一样无微不至。这就是我们椿木营的好干部。
乡政府为"消茅"工作建档立案资料，给民政办配备一部照相机。担任民政助理后的周国知，背着照相机翻山越岭，走遍了椿木营的山山寨寨，照遍了全乡的茅草和岩洞居住户。他九岁的儿子周辉从出生后就没有照过一张像样的彩色像片，妻子汪碧秀很希望周国知能给孩子照张像：“我在他面前跟他讲我儿要照相，你就跟他照一张吧。他说照相你们可以到照相馆去照，公家的不能照。”
去年，十一月中旬，《中国社会报》记者祝小慧采访时想看看周国知及家庭的生活照，都难以如愿以偿：“我说'看看你家的生活照吧。'她说'没有'。我说'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为消除茅草住户)建档立册吗？！天天背着照相机到处跑，照张相应该是很随便事。'后来汪碧秀说，'那是公家的，我们不能用。'就这么一件小事可见他是多么的廉洁、鱼清水白的，我就觉得得到了确切的佐证。
有一年的腊月初，妻子汪碧秀见他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就送来一块腊肉想让他改善生活，在集镇上正好遇见丈夫和施家坪村的贫困户王召华谈完话，腊肉刚刚递都周国知手上，可他一转身就追到已走出十几米远的王召华跟前说："老王，你们家的困难我记在心上了，上级的救济还没有到，这块腊肉你就先拿回家过年吧。"他的举止让妻子又气又疼：“困难户当时向他要东西，他就说那你把这块肉给别人吃。我说给了没油吃，他说没油吃不要紧，我去打斤菜油。我说你那么多困难户，你只有一块肉，你怎么给得过来，他说给得一户算一户。”
入冬了，周国知为贫困户送去寒衣棉被；要过节了，周国知为受灾户送去粮食和腊肉；为方便乡亲们，他和大家汗往一处流，架起幸福桥；为了消除茅草户，他殚精竭虑……。二十年来，他心中装满了乡亲们衣、吃、住、行难事。他，是血性男儿，却柔情满怀。十七岁的女儿周莉每每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无不潸然泪下。她怎么也难忘自己与父亲曾有过的一段幸福、快乐的短暂时光：“那时，我弟弟刚刚出生不久，当时家里非常忙，我只有七八岁就带着弟弟。我们那里有许多李子，弟弟想吃，我就爬上去摘。一不小心掉了下来，把左手摔断了。当时父亲知道后来不及吼我，就带着我到医院。当时手没有接好，最后留下了一点毛病，我是最害怕打针的，他问我疼不疼，我对爸爸说一点不疼。每天我只有一只手洗脚洗脸都非常困难。那几天他每天给我洗脸洗脚，他天天带着我，我当时就想'生病真好，可以天天和爸爸在一起。”
去年，勾腰坝村遭受风灾，父亲周东海家和部分村民家的房顶被大风掀翻，可在核灾公布救济名单时，周国知硬是将父亲的名字给划掉。知子莫如父。周东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复退军人，政府每月补助九十元钱。老人只好让儿子把全年的补助提前领出来维修房屋：“提前找他拿钱，他不干。平时找他借他都不干。他说优抚对象那么多人，不光您一个人。给你一借，其他人都借那就不行沙。其他人的钱他都亲自送到家。他跟家里人讲，你们别扯我的腿，我要从工作出发，我要把工作搞好。”
随着病情的加剧，2003年8月14号，周国知再次被送进了县人民医院。8月31号深夜，疼痛难忍的周国知感觉到自己患的不是一般肝病，他追问着陪护他的大哥："我到底是什么病？"大哥再也不忍心隐瞒下去，只得哽咽告诉他："国知，你已经是肝癌的晚期了，我们兄弟相处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当时听说以后非常地气愤，大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早告诉我，明知道癌症是治不好的，我就不会花国家那么多钱。既然病确定了，我就回去，不住院了。
9月3号，周国知办理完出院手续，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椿木营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勾腰坝村，回到了他那四面透风的吊脚楼里。在他最后的日日夜夜里，他想得最多还是住在茅草屋和岩洞里的贫困户。他惦记着胡柏春盖好新房没有？周国知再也不能登门去帮助他的这位柏春兄弟了，留给这位纯朴山民的只有无限的思念：“他在病严重的时候把我的大儿子叫到床跟前。他讲我给你100元钱，你拿回去，做买屋或修屋的基础，搞一下零花散用。他讲我后头又来跟你们想办法。
弥留之际，周国知把新任的民政助理员魏光荣叫到床前：“他讲，你把寒衣寒被弄出来晒一下，再隔一下潮，防止国家的财产受到损失。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就讲搞民政工作不容易，面临的都是些困难户，工作要耐心点，要细心；第三件事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向组织转达他一个是对他家里的照顾，他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他家里进行适当的照顾……。”
自古忠孝难两全。周国知的哥哥周灵知在县城工作，回一次家要乘车六七个小时，对父母的赡养自然落在了在乡政府工作的周国知身上。为了更多贫困户吃得饱、穿得暧，不再居住在岩洞和茅草屋，身为母之儿、父之子的周国知只能大家舍小家。周灵知告诉我们，对父母的愧疚成为了弟弟周国知终身的憾事：“九月的二十五号，突然家里给我打电话，叫我上(山)来。当时我来了以后，他就坐在一个圈椅上。他说，'大哥，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母亲，在那个时期是我负责安葬，我没有尽到道孝。现在我又不能给父亲送终了，你就代我给父亲送终吧。”
2003年9月27号，年仅42岁的周国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那久久不愿合上的双眼充满着对事业的无限眷恋和对亲人的愧疚，他渴望能看到最后一批贫困户搬进新居，渴望能看到儿女成家立业、生活幸福。
周国知去世的噩耗沿着他走过山间小路传遍土家山寨。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葬，他的战友、乡党委书记张兴武也在送葬的队伍当中：“当时送葬那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全乡有的40多公里外赶来给他送葬。好多头天就赶来了，都是自发的。八点多，他的屋前面和房子里面都挤得水泄不通，三四百多人，很悲痛地把他送走。这样的场面，我工作20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雨水、泪水，在山涧不停地流淌着。它们仿佛叙述周国知生前那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周国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的名字却永远刻山寨百姓的心中：
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鞠躬尽瘁，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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