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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是专赴巴基斯坦采访中国人质事件，10月13日，巴基斯坦驻华的新闻官赛义德·贾维德热情而友好地帮我们在一天之内拿到签证。
10月14日，没有直飞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飞机，最快的方式是由北京飞到南方港口卡拉奇，再由卡拉奇向北到伊斯兰堡。
坦率地说，一直到登上去巴基斯坦的飞机、到达卡拉奇，并没有感觉过多的兴奋，直觉这是一个没有悬念的故事——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拿我们作人质？以我们和巴基斯坦的这种“交情”，人质的释放只是时间问题。在飞机上甚至乐观地设想，当我们从卡拉奇飞到伊斯兰堡机场时，没准会碰到已被释放的中国人质，我们就可以在机场直接采访了。
近7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到达卡拉奇。从机场出来的中国人并不多，一队行色匆匆、着装正式的中国人于是格外显眼。其中一位身着黑色夹克的中年人，边走边语速很快向旁边人交待些什么，“人质”、“高玛赞”等字眼不时传来。出于职业敏感，我们马上猜出他们是外交部的官员，专程来此处理中国人质事件。我们的行程是一样的——都在等待着两个小时后转乘PK308航班到伊斯兰堡。
到达时正好是下午1点(北京时间下午4点)，等待行李的过程漫长而无聊。考虑下一段航程都要和这些外交部官员在一起，我们有大把的机会“缠”住他们，于是和他们保持在一段距离之外。忽然发现外交部一行人表情都变得很严峻，只听穿黑夹克的官员(后来从巴基斯坦的报纸得知，他是专赴伊斯兰堡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刘健)急声说“越快越好”，于是有人拿着一沓机票，飞奔而去。
在卡拉奇机场，我们也偶遇上海“东方卫视”的两位记者，由此得知我们和他们是为报道此事专程从国内赶来的仅有的两家媒体。
但一时之间，我们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没几分钟，由国内漫游过来的手机突然此起彼伏地响起来。“中国人质获救了”、“两名人质有一受伤”、“人质一人获救、一人死亡”……由后方传来的短信一个接一个，迅速更新着消息。最后的结果终于确定，一个中国人质遇难……四个记者，全都错愕地愣在那儿，一时无语。
我们是为两个中国人的生命而来，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却已结束，这的的确确是出发前没有料到的一个结果，一下子觉得我们的采访变得无比沉重。
从10月16日开始，巴基斯坦穆斯林进入斋月。到了伊斯兰堡，见到我们的每个中国人都会提醒这一点。在一些公共场所，经常看到全身蒙着黑纱的妇女走过，只露出两只黑黝黝的眼睛，有些神秘，也有些隔膜。
“你穿这样的衣服不合适。”尽管在来之前有所准备——我们都舍弃了裙子，穿上长衣长裤和略显中性化的服装，但还是被当地一位长驻伊斯兰堡的中国人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顿，原因是有些紧身，虽然这在北京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服装，“越不突出女性特征就越合格！”他直截了当地说。
以往的经验都不适用于这次巴基斯坦之行，尤其作为女性，某些体验显得更特殊一些。到达的第二天去换钱时候，记者看到长椅上有空位，自然地坐了下来。但坐在旁边的一个年纪稍大的当地人突然赶紧起身，带我们来的中国人告诉我们，很多人仍秉持着不和女性接触的观念。那位老者可能就是这个观念的“忠实实践者”。
在伊斯兰堡几天采访经历，感觉巴基斯坦是完全的男性社会。在公共场所很难看到、偶尔在高级酒店可以看到几个不蒙头巾的当地妇女。10月15日我们赶到机场想采访搭乘中国包机离开的王恩德和王鹏妻子未果，出了机场，一下子感觉自己处于几百只眼睛的聚焦之下，多少有些不自在。一次坐车去采访，车上坐着一老一少，坐在车首的年轻人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显然他对我们无比好奇，起初是偷偷地看，后来干脆扭过头，直接看过来。
其实公允地说，这种目光更多的是好奇，在我们整个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巴基斯坦人都对我们热情而友好，是未经商业社会侵蚀的一种朴素和真挚。
“对一些边远地区的巴基斯坦人来说，你不能用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来评价他们。”在伊斯兰堡长期作研究的周戎说。他说，当年很多巴基斯坦人到阿富汗参加对前苏联的“圣战”，他们在外凶残无比，但在部落内部，是好青年、好丈夫。于是部落长老就保护他们，不管他们在外面做了多么凶残的事。“文明世界的价值体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
从大的层面看，自从巴基斯坦站在支持美国反恐立场上，引起一些极端分子的忌恨，尤其是与阿富汗部族接壤的部族地区，频频滋事。也正是因为巴基斯坦特别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所以中国人成了恐怖分子向政府施压的砝码。年轻的王鹏，他只想靠努力和勤奋，为自己、爱人和将来的孩子赢来一个美好的生活，却不幸地成为与他无关的种种“大事件”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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