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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11日—1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国际问题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就战后中东问题进行讨论。会议重点研究探讨了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伊拉克战后的中东局势、中国的中东政策等问题。本报对讨论会内容进行整理摘要后发表。
伊拉克战后，中东成为恐怖活动的中心
王京烈(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一年零六个月前，美国纠集其盟友绕过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再次评价这场战争时尖锐地指出，“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但是，一年多来，美军1000多士兵在伊被打死，伤者近万。而伊拉克人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约有3万人死亡，伤残者更多。伊拉克已经成为战乱、恐怖的泥潭。这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
赵伟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伊拉克陷入恐怖泥潭，还促发了新一轮恐怖主义袭击。中东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国际恐怖主义的集结地。在这一地区已出现了一些业余恐怖分子。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自筹资金，自带装备，利用业余时间到伊拉克从事恐怖活动，专门袭击美军及其盟友，有人称之为“恐怖主义个体户”。
另外，伊拉克战争不是消除而是进一步刺激和增强了中东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愿望。美国至今没有找到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于是中东许多国家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确信伊拉克没有核武器，才敢对伊拉克动武。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萨达姆拥有核武器，美国未必敢动武。这使得这一地区变得更不安全。
潘光(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除了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国际反恐联盟已经分裂，中东—中南亚—东南亚已经形成“恐怖高危”弧形地带。一些以前不太出名的恐怖组织，如“穆罕默德军”、“大东伊斯兰解放阵线”，也纷纷登上中东恐怖活动的舞台。在摩洛哥、沙特、土耳其、埃及、约旦等与美合作的伊斯兰国家，都相继发生了自杀性袭击，大批无辜平民丧生。
在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不断制造血案。在乌兹别克斯坦，系列爆炸接连发生，数百人伤亡。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将政府领导人作为暗杀的目标；在印度，恐怖爆炸活动连续不断，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丧生。在东南亚，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大马圣战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等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攻击行动。专家指出，“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主要代理人是伊斯兰祈祷团，其活动范围从泰国南部穿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一直达到澳大利亚。
观察家们还注意到，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开始将目标转向无所不在而又难以防范的“软性目标”，如银行、教堂、学校、医院、剧院、旅馆、饭店乃至居民住宅，必然造成更大的破坏和伤亡。更令人担忧的是：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采取高科技手段来制造恐怖事件，使人们更加难以防范，从而提高了恐怖行动的成功率，对恐怖分子产生了鼓励效应。专家们认为，恐怖分子越来越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制造这些武器的技术，因而生物、化学恐怖袭击，核(放射性)恐怖袭击和网络恐怖袭击将成为今后恐怖活动的主要形式。
美国的中东政策，让世界更不安全
肖宪(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9·11”事件过去3年了。美国在全球发动了反恐战争，但美国并没有变得更安全，世界也没有更稳定。相反，美国把许多国家拉入了“反恐”阵营，同时也把恐怖威胁转嫁给了其它许多国家。可以说，布什在阿富汗、伊拉克捅了马蜂窝，但现在需要全世界来一起承担后果。
美国将它与伊斯兰国家的全面冲突，简单地归结为“反恐”，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就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仇美”，而不是从美国本身去寻找原因，更不愿意考虑从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消除贫富差距、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等深层次问题上来消除冲突的根源。美国又在反恐中大搞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以反恐划线，搞反恐扩大化；它无视联合国，实行单边主义，盲目迷信武力，滥用军事手段，在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随意确定打击对象。因此，“反恐”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效果，反而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局面。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认为，全球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
杨福昌(中国中东学会)：美国攻打伊拉克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仇美情绪大大上升。目前活跃在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人员参与面广、打击目标集中、活动环境隐蔽、人员不断扩充。从目前来看，只要美国其他外国军队在伊拉克一天，这种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就会持续一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安维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不能否认，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疏远与紧张，其中确有“文明冲突”的因素。同样是“基督教文化圈”，同样是“西方文化”，为什么美国同中东国家关系紧张，而同“圈”内其它国家却不这样，很值得深思。美国同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应当从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寻找，特别是要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相关政策中寻找，而不应从双方文明关系史中寻找。
今年年初，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讨会。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缘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二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一些政客们想当然地把伊斯兰当成替代的敌人。阿拉伯—美国协会负责人詹姆斯·佐格比说：“阿拉伯人为什么仇恨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愚蠢。”由此可见，认为问题出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杨言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所):实际上，基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宗教文化背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任何大动作，都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宗教文化战争”，而宗教文化之间的战争从来没有胜利者。即使美国能够通过政治打压、军事威慑等手段改变阿拉伯国家的政体和领导人，也无法永远根除伊斯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深远影响。发生在巴勒斯坦和战后伊拉克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中东国家未来处境不乐观
杨鲁萍(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目前，中东国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实际处境，被美国列为黑名单的国家尤其如此。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以反恐、核查、人权等各种理由加紧对中东国家各个击破，控制中东意图明确，手段也很硬。在反恐和民主问题上对也门、沙特和埃及等其他中东国家一再施压，使很多政权直面美国的政治强压和武力威胁。在战争硝烟未尽和中东形势动荡不定之际，布什政府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这无异于向所有中东国家发出警示信号，公然迫使它们按照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行事。
王林聪(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近年来，政治改革和政治开放已是阿拉伯国家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并且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进展，民主化的步伐有所加快。这些变化集中表现为：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执政者开始对民主予以肯定，把稳定、发展和民主作为政治运行的目标。在政治治理方式上，许多国家的政权依托逐步由军人向政党转变，议会、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增强。在参政方面，议会选举成为政治生活中较为的普遍现象。社会的开放程度、自由程度有了改善。
当然，阿拉伯国家不可能短期内形成较大的民主化潮流。一方面，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艰难过程。另一方面，西方大国有求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产油国。西方国家对该地区现政权施加的压力，不是无止境的。现在，伊拉克局势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大国的行为。与此同时，民主本身存在着风险。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模式不可能照搬西方，而要兼顾国情、区情，兼顾稳定和发展。
杨光(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除了民主化改造前途不容乐观，从经济发展上来看，中东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落伍者。中东经济发展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经出现过辉煌，并且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相比，总体上债务问题和贫困问题也没有那么突出。
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中东不仅没有通过融入全球化大潮寻求发展机遇，反而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渐行渐远。2001年整个中东北非地区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6%。该地区也是全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地区之一。1999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有12亿美元，甚至还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5。直到90年代中期，该地区国家还没有直接参加世界主要经济集团。这些数据表明，在国际发展环境发生巨变以后，中东北非地区经济总体上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反而被边缘化了。中东非洲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落伍者。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正在出现，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踏上经济调整的轨道。第一，石油收入趋于增加。第二，人口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第三，美欧争夺带来南北合作的新机遇。对于中东北非国家而言，欧盟和美国对该地区市场的重视，能够带来更多的欧洲援助和直接进入美国市场的利益，蕴含着通过加强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合作获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美国已经很难在中东独往独来，我行我素
唐宝才(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伊拉克战后，虽然美国还想在伊拉克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但经过2004年上半年与世界几个大国的角力，已感到力不从心，只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做出退让。比如，5月26日，中国针对美英有关伊拉克问题决议草案提出非正式文件，明确提出2005年1月伊举行新政府选举时，美英联军就应撤离伊拉克，且这个期限只有经安理会和伊政府同意后才能更改。法德俄三国对中国这一非正式文件中的主要内容表示支持。虽然6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546号决议与中国在非正式文件中提到的上述二点有一定差距，但比美英于5月24日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可以预见，法、德、俄、中国等几大国将在伊拉克政治重建、经济重建等方面合作，以维护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执行和这些国家在伊的利益。
李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不仅没有使“一超”与“多强”的竞争画上句号，反而将这种竞争推向新阶段。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中东地区确已成为“一超”与“多强”角力的主战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东长期是反恐主战场的预期，决定了未来数年美对外政策重点难以离开中东。中东将长期成为美外交政策重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正式推出了民主改造中东的宏大战略，宣称不惜花费20-30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政策调整底线是建立美国主导、大国随从和小国跟进的合作机制，确保美的绝对领导地位。
沈骥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面对大国在中东的角力，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则应该坚持适度参与的原则。一个大国，对重大国际事件只讲原则没有行动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我国参与中东事务必须“适度”，这是由我国的国力、外交经验和“保持距离”的方针所决定的。当然，对于美国在中东事务上对中国的排斥，包括在石油开发问题上对中国的排斥，我国应该进行必要的抗争，但也应该是“适度”的。应该是在照常与海湾国家协商合作开发当地石油的同时，积极寻找其他油源和石油合作伙伴，从根本上摆脱对传统矿石能源的依赖，走在世界能源革命的前列，让中国更加充满希望、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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