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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面临着世界上任何政党从未经历过的考验
10月2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锁定民族关系。以“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等为主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杨圣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做了讲解。
主攻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民族问题研究的杨圣敏教授，讲解了中国历史上自商周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概况，以及历届王朝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经验和失误。郝时远所长则讲解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并谈及了对未来民族工作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中央高度重视民族问题
与以往的历次集体学习类似，整个讲解共约90分钟，其后是20分钟的讨论。两位主讲学者介绍说，中央领导的提问涉及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台湾的少数民族问题，也包括国内22个人口少于10万人的小民族的发展。
两位学者此前也曾给中央高层做过相关讲解。郝时远表示，中央领导听课非常认真，仔细审读文稿并勾划重点。讨论结束后，胡锦涛总书记表示讲得很好，“很受启发”。
在拥有56个民族的中国，总人口超过1亿、占全国人口8.4%的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64%的国土面积上。“这在世界多民族国家中绝无仅有。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面临着世界上任何政党从未经历过的考验。”郝时远所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几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20周年纪念活动在全国举行，到2003年底，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共制订相关条例580多项。5月下旬，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专门介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情况。
据悉，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正在组织调研，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党委、政府对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可行性建议。专家分析，推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一届中央政府，有望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政策。
1992年中央第一次召开民族工作会议，1996年决定实行经济发达地区对口帮助民族地区;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配合同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部署。此后一系列涉及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环保、教育的重要政策纷纷出炉。
去年9月，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表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每5年召开一次。
专家表示,民族问题在中国的诸多问题中极为重要。中央高层的种种举措显示,中央关注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也关注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
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线
长期研究民族关系史的杨圣敏教授，着重梳理了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线索，他说，统一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杨教授介绍说，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已懂得实行民族怀柔政策，尽量不干涉少数民族内部事务，加强与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交流，带来了安定和谐的局面，领土统一范围扩大。
“清代尊重藏族、蒙古族的宗教，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清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安抚，帮助了其政权长久绵延。”杨圣敏说。
而如果对少数民族干涉多、欺压多，就会激化民族矛盾，造成国家动乱、分裂。少数民族也意识到，进行民族分裂、割据和隔绝，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利。而各民族长期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也不断强化着相互的交往和认同。
“历代王朝基本上都能总结出这一经验,因此都极力维护疆域统一,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都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能分裂。”杨圣敏这样分析中国两千多年得以维持统一的国家形态的原因。
杨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长期统一和各民族的内聚趋势，也源自中国天然形成的内向型地理环境。“中国虽然多次分裂,但最终总能归于统一,而且每次统一的版图都大体相似，这个结果与地理环境的特点有密切关联。”
杨圣敏强调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问题。他说,中国和美国、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国家不同,多民族几千年生活在一起，在文化上不断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内聚力。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共同的民族认同感更强,民族国家意识很快形成。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统一始终是一个主要趋势。中国也曾多次分裂为很多地方和民族政权，但在几千年中,统一的时间远超过分裂的时间,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杨教授说。
中国民族关系在世界上是最好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郝时远所长认为，民族问题的处理始终与国家的核心方针、发展大势相吻合，其中有独特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
他分析说，上世纪50年代，民族工作全面启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着眼新旧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变，打下了扎实基础。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不实行国外的联邦制、民族自治共和国，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围绕这一制度，中国还建立起关系少数民族切身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文化、语言、宗教等的政策体系，相当完备，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他说。
“文革”期间，民族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是挫折期。1978年后，民族工作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主题。
郝时远说，中国的民族关系虽然经历过“文革”的破坏和苏东剧变的冲击，但在世界民族国家中仍是状况最好的。“‘东突’、‘藏独’等都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整个国家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民族对立。”
他进一步分析说，各民族之间也有摩擦和矛盾，但这不意味着民族间的对立，而是在经济和文化交往中难以避免的摩擦和矛盾。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是因为地区间、民族间交往更密切、利益关系更紧密。
新一届中央政府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使杨圣敏教授感触很深。他曾参与“中国22个10万人口以下小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研究”课题，并写出详细报告。“国务院对这个报告很重视，特别拨款几十亿元，扶持这些民族地区的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民委每年支持的民族问题研究项目很多。项目内容既有学者申请，也有政府委托，针对性很强。目前杨圣敏承担着“西部开发与民族关系”、“新疆的民族关系”等课题。“新疆的民族关系远比外界的印象要好，我在当地做过一份2000人的问卷调查，89%的人认为新疆治安环境好，表示满意。”
关注未来民族关系发展
1990年，全国省级行政单位中只有北京存在56个民族成分；而到2000年，11个省市有56个民族成分，17个省市有55个民族成分。
“多民族的散杂居，是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现在才是刚刚开始。”郝时远说，未来族际交流、地区交流会更广泛、普遍和密切，语言、文化、信仰、就业、利益等方面都可能遇到新情况。“判断民族关系状况不能简单看矛盾有多少，这种状况下的民族关系其实是更加良性和密切的。”
对于未来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郝时远提出建议:对少数民族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防止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同时，加大少数民族科技、教育、文化等人才培养，“以前政治干部培养多，现在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
另外，要加强民族知识、民族政策的普及教育，要扶持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以及其他与少数民族发展相关的学科研究，以便为中央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郝时远所长曾多年研究国外民族问题，他认为，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教训足资借鉴。“前南斯拉夫政府盲目、无度地分权，助长了民族分裂势力；前苏联高度中央集权，搞大国沙文主义，这警示我们，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要反对。”
目前着重研究台湾少数民族与“台独”问题的郝时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独”势力借助台湾少数民族“原住民”申张权利、发展文化经济要求，极力在国际空间上寻求“突破”，并且企图在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为“台独”寻找依据。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和警惕。
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为做好民族工作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
他强调，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创新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高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对那些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研究，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胡锦涛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促进中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关键时期。必须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努力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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