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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的英雄，和他有过接触的中国人说：“外表威严的他其实是个温柔的人”
他是最喜欢亲吻小孩的可爱老人
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他在中国才享受国家元首的礼遇
采访水均益是在夜晚10点30左右进行的。谈起阿翁，除了对阿翁恢复健康的衷心祝愿外，水均益还对记者讲述了他几次采访阿翁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
年老时嘴唇抖得厉害
从1993年到2001年，水均益曾先后7次采访阿拉法特，采访地点多在北京或加沙。
“他给我最深的感觉就是，他虽然外表没有怎么变老，但是心态却在慢慢变老，身体状况下滑速度也很大。”水均益告诉记者，在前几次的采访中，阿拉法特的话语简洁利落，回答问题的思路也很敏捷。但到了1999年以后的几次采访，他的话语就已明显地变得没有次序，而且经常答非所问，说一些套话。这也许与他逐渐衰退的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关系，他说话时嘴唇经常抖得很厉害，每两句话之间的间隔有时都超过了十多秒钟。
对政治前景渐失信心
水均益告诉记者，阿翁身体健康状况的衰退很可能与其事业后期遭遇的不顺有很大的关系。
在1993年到1995年期间，由于成功签订奥斯陆协议，使阿翁对解放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信心十足，于是他谈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时总是语气坚定，多用“我很有信心”这样的字眼；而随着以色列总理沙龙的上台，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使阿翁对灰暗的政治前景逐渐丧失了信心。到了2001年6月最后一次采访时，阿翁的语气就大有转变，他这次用的是“迟早会实现”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期待。
他太老了，太累了
有一次阿翁到中国出访，我们跟他约好了晚上做节目。但后来他的助手告诉我们，阿翁连续坐了17个小时的飞机，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好几个国家，他累得睡着了。“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太老了，太累了’，使人不忍再去打扰这位一生都在为自己民族的事业奔波操劳的老人。”
阿翁一生清苦辛酸，“总的来说，他是挺难的。阿翁被困拉马拉官邸，没有自己的国度，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园，连出国访问都要征得以色列的同意，要求死后下葬自己的国土都遭到反对，只有在中国他才受到国家元首的待遇。
他几次访问中国都接受了中医理疗和按摩，这种待遇是他在巴勒斯坦都难以实现的。”回顾阿拉法特的一生，水均益感觉酸酸的。文/本报记者李莎
《环球》杂志总编辑马晓霖：他的手温热、心柔软、充满爱
《环球》杂志总编辑马晓霖第一次见到阿翁是在他多年前任新华社驻加沙记者期间。
他告诉记者：“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身材非常矮小，比我想象的还要矮小得多。他温和地看过座位上每一个人，每与一个人目光交替的时候就会点头示意，好像每个人他都认识；他和身边的每个人握手，热情地拥抱、亲吻，一点架子都没有。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握着我的手时的感觉，他的手温热，柔软，根本不像是拿过枪杆的硬邦邦干巴巴的手，而是一双有血有肉，充满爱心的手，他似乎在通过握手始终传递着一个信息：平等以待，热爱和平。”
阿翁对采访他的记者非常配合，甚至照顾有加。一次在他的官邸采访他，可能是由于紧张，当马晓霖拿起相机准备要拍照的时候却发现闪光灯的电池怎么都闪不起来，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发现阿翁侧着脑袋微笑地看着我，轻声说：“没关系，不要着急。”就是这一句话，让马晓霖温暖至今。文/本报记者李莎
巴驻华使馆司机唐晔：他的私人摄影师为我们拍照
现年37岁的唐晔1998年来到巴使馆，一直担任大使司机，见到过阿拉法特3次。在唐晔和他父母的客厅玻璃柜里，都摆放着一张16寸的大幅彩色照片，这就是阿拉法特的私人摄影师2000年为阿拉法特和他拍的合影。
那次合影也是唯一一次跟阿拉法特的亲密接触，这次接触却让唐晔铭记在心。2000年八九月份的一天，阿拉法特住在钓鱼台宾馆的总统楼，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完之后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使馆安排使馆人员和家属与阿拉法特合影留念。唐晔回忆说，“阿翁走路特精神，很快，有一种军人的风范，他的微笑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现场也有20多个巴勒斯坦小孩子，这让阿拉法特兴趣非常高，跟每个小孩子都亲了一次，小孩子也很高兴。合完影之后，唐晔和使馆的中方秘书也安排了与大使合影，这也是唐晔与阿拉法特唯一的留念。
除了2000年以外，作为大使的司机，唐晔还在1999年和2001年远远的见过阿拉法特的侧面。
现在唐晔和父母每天都看电视关注阿拉法特的病情，他说：“能够跟阿翁合影是我的荣幸，在我眼里，他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魂’。他可能是世界上在空中飞行时间最长的国家总统，他永远都在为巴勒斯坦人民奔忙，我很佩服他。”文/本报记者单金良
巴驻华使馆厨师甘雪来：亲手捧上他爱喝的立顿红茶
现年55岁的甘雪来曾经是巴勒斯坦使馆的厨师，截止到去年离开时，他已经为使馆服务了28年。他见过阿拉法特本人6次，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阿翁是一个很有派头的将军。”
甘雪来1980年首次见到阿拉法特，那时是秋天的一天，他来到了使馆，绿军装、方头巾，派头十足。“与随行的库赖和哈马斯的其他成员相比，他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明显跟别人不一样，看不出任何毛病。”
1988年之前的巴使馆还是巴驻华办事处，条件简陋，连正式的服务人员都没有，所以甘师傅和其他的中方雇员就充当了招待员的角色。阿拉法特几乎每次来都是喝红茶，而且只喝立顿红茶，还在茶里加入一些蜂蜜，“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甘师傅送上来的点心，他也从来没有动过，他也不抽烟，可以说严格约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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