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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家宝总理再次就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去年此时，温家宝总理亲自为一位农妇追讨其家人被拖欠的工资，并由此而掀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清欠风暴”。一年之后，再值年关，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禁而不绝，而且各地先后因此而出现程度不同的暴力事件。温家宝总理的再次批示，一方面再次体现了政府对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一年来力度极大的“清欠风暴”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但尚没有使民工工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民工工资问题积聚多年，确实需要政府力量的强力介入，才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还民工群体一个基本的公道。但同样是因为积聚多年，扭曲的劳资关系结构和并不完善的保障及协调机制，不但很难在短时间内理顺，而且有可能在强大外力的介入下，产生更加激烈的震荡。因此，短时段内的行政介入，必须与长时段内的制度建设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才能为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持，以摆脱行政力量不得不反复介入的非正常局面。
依然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各类关系十分复杂，于是以协调各类关系为目的的制度建设也必然艰巨和复杂。但衡量制度建设的合理性及有效性的标准，却明确而简洁，即最大限度地使各类矛盾在理性的、有序的、可预期的过程中，得到基本的解决，使各方利益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相对平等的维护。即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达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
民工工资被大面积地长期拖欠，显然有违最基本的社会公正，也是引发各类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但解决这些问题，却又绝不能仅靠民工个人或群体的自发盲动。尽管也有人认为，个别民工的“跳楼秀”或集体讨要工资的做法，是一种符合“生存理性”的选择，但是必须看到，只有在制度保障极不健全的前提下，这样的判断才能成立。“跳楼秀”对民工生命造成直接威胁，群体性的讨要工资举动，则可能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对于民工个人还是社会，类似的行为都会带来成本极高的潜在危险。只要有其他成本更低的途径，相信民工们的“生存理性”必然引导他们不再作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的社会当然有义务为民工提供成本更低，也更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除了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过问等来自政府的关怀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参与完成工程建设的农民工，如果没有按时拿到工资，可以直接起诉这项工程的发包人，法院也可以同时把工程的分包人列为被告。有了这样的规定，民工的一次诉讼，就可以在法院的支持下，溯及拖欠民工工资的整个“债务链”。此举将有望极大地降低民工的诉讼成本，提高民工寻求法律帮助的信心和成功的可能性。稍后，全国总工会明确提出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并为此提出了六项促进措施；同时分别提出在刑法中增加恶意欠薪罪和一系列旨在保障民工基本权利的行政措施、制度的建议。如本报11月8日“今日社评”所论，如果这些建议和措施能够落实，则工会组织将成为民工权益的合法代言人，民工寻求法律解决之道也将变得有力和可行。
制度的框架正在搭建，而民工能否在尽量不采取激烈手段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判断制度建设是否合理有效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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