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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辛辛苦苦干了活儿拿不到血汗钱的事，几乎不少城市都发生过，并且已经不是三年两年的问题了，就是眼下，这样的事情在不少城市也仍在发生着。这不，日前，温家宝总理在得知广州海珠区南洲路珠江御景湾工地工人讨薪被打一事，再一次为农民工讨薪这样的事做出了批示。(11月11日《南方都市报》)
这让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也想不透：我们早就能造原子弹造洲际导弹，我们的航天卫星也已经能载人上天——这些可说都是天大的“问题”，我们都能解决得了，并且据我所知，解决这些“天大的问题”也并不需要总理亲自去过问，可一个农民工讨薪的问题，我们却一直不能解决，说起来真让人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这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总不能说连如此简单的问题也找不到“答案”吧？
是我们缺少相关的法律制度吗？显然不是。按我们现在已有的相关法律制度，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只要履行职责，严格监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不会出现农民工需要讨薪这样可以称得上的“天下奇闻”。再退一步说，即便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可以容忍欠钱不还、让人做工却不付工钱吗？所以说，出现今天这种情形，说明我们有些地方的社会风气恶劣到了何种程度。特别是在有些人眼里，连天经地义、连常识都可以不讲不要了——因为古今中外，没听说有欠钱不还的道理，没听说有做工可以不付工钱的理由——除非对方是个无赖。如果这样说没错的话，那么，我们一幢又一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一个又一个建设工程的背后不是都站着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无赖”吗？即便后来因有类似“总理批示”这样的“监督”，逼着那有些“无赖”把该付的工钱付了，把欠人的钱还了，这种人就可以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好同志”了？如果我们对这种无耻行为不能“记录在案”，那么，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人今后不会再做出这种有违天经地义的事来。
当然，无赖可怕，比无赖更可怕的是我们地方政府一些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我不知道，一个城市出了农民工为讨薪被挨打的事，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应该脸红，这职能部门的领导是否应该“引咎辞职”。说句难听的话，事实上，如今有些职能部门就是让纳税人白白养着他们。我们每个城市，尤其是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总不能说没有劳动监察部门。那么我就想问，这城市劳动监察部门每天上班都在做什么？在你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违反《劳动法》，你知不知道？你作不作为？过去我们常说：“铁路公安，各管一段。”难道连属于你负责的那一段你也不管吗？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些城市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越设越多，可城市管理水平却不见长。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说要“警惕”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可“警惕”了这么年，又有什么用？或许没有这么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事情反而要比现在好办得多。比如，有人违反《劳动法》，恶意拖欠或说简直就是拒付农民工工钱，也就等于说这人“犯了法”，这样，农民工哪儿也不用找，跑到公安局报个案就行了，甚至因现在通讯发达，即如打电话向110报警一样给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就行了。可现在不行。“衙门”太多，不知去哪儿报案好，或说报了案没人管。否则，也就不会让一个国家的总理来亲自过问这样的事情了。再说，治理一个现代社会，其中有条原则，就是办事高效。可像我们现在这样，连一个农民工讨薪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甚至需要总理一次次批示，不知是不是有些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有意无意间反其道而行之了。
不久前笔者就河南新密大平特大矿难写过一则短文，意思是说，那些矿工们的要求实在不高，这就是希望他们的领导，希望我们的地方政府，保证他们下井后能活着上来，直白地说，也就是保证他们能活着。有些地方政府，有些职能部门，还有这级别那头衔的官员们，如果连这样的“保证”也做不到，对那些不论是活着还是死去的矿工，岂不是有愧吗?而现在面对农民工为讨薪被挨打的事，我想说，我们的农民工也不要求他们打工的城市对他们怎样的关心怎样的热情，更不想城市的一些部门会怎样地去为他们“排忧解难”，这些人只想你把他们打工的那一点可怜的工钱——即便很低，即便那工钱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付给他们，这些人也就阿弥陀佛，也就谢天谢地了。然而，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却连这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
早就有人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常识。其实，不说那有些无良的老板了，就是对有些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而言，我们并不要求一些公务员“一心扑在工作上”，也不要求他们如何地“与时俱进”，如何地“以人为本”，更不要求他们模范地完全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去做，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句话，一些职能部门一些政府公务员，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有愧于纳税人，我们的社会就会比现在要美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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