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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性在中国有了一个真空期，才有了以后性对社会的反弹和报复
性在中国曾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字眼在中国大陆几乎完全被抹杀，或者被简化到了只有“生育”两个字的内容。
然而，杜蕾丝公司于10月15日公布的《2004全球性状况调查》无疑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在世界范围内，每人平均拥有10.5个性伴侣;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
“这肯定是炒作！”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如此，更有人干脆质问，自己的18.3个伴侣在哪里？
数字是否属实或许会引起争议，但是没人能否认，在如今的中国，“性”是出镜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是社会的兴奋剂。饭桌上习惯“荤段子”来活跃气氛，作家喜欢用“身体写作”来吸引读者，电影靠“大胆镜头”来商业炒作……无名者可以凭借性一夜成名，明星凭借性可以更为走红。
除了感叹世事无常之外，或许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性”的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大地。
中国特色的性生态
45岁的张海平(化名)曾是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他最经典的个人事件就是：当科员小丁拿着一本以前卫、暴露为特色的时尚杂志翻看时，他愤怒地一把抢过，三两下就把印刷精美的杂志撕得乱七八糟。
随后，小丁便接受了以“你还知不知道廉耻”为开头、长达半天的“组织谈话”。
在青春期完全浸没于“文革”时期的张海平眼里，不管是巴黎时装还是米兰时尚，那些露胸、露腿、不穿内衣的就是“不知廉耻”，而这也是拥有单位招聘决定权的张主任择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不幸的是，完全遵照张主任此类“标准”长大的17岁女儿，却已经怀孕，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连真名都不知道的网友，一夜之后便再无踪影。老张愤怒得几近发狂，他认为这是对女儿莫大的耻辱，而不是莫大的伤害。
老张最终崩溃了，他穿起了蓝色的卡其布衬衫，住进了市精神病院，天天找“人”谈“作风问题”。
持有张海平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少见，这基本是一代人的想法，性将是困扰他们一生的缺憾和负担。在那个特殊时期，社会给予他们的帮助只是建议多参加体育活动，不要胡思乱想以及要学会穿“宽松短裤”。性及与性有关的衍生物，个性、爱情、人性，一概被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剔除，甚至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作风问题”这四个字评语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所有前途。
所有的性知识都来自于地下的口口相传和个人的臆想，一切可能引发人们性联想的画面、描写均不可能公开出现。或许只有“内部发行”这四个字才能神奇地触发中国人曼妙的性联想。
这是性在中国的一个真空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期，才有了以后性对社会的反弹和报复。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在《中国性学研究报告》中指出：“1976年至1985年，决定未来的深刻危机已然存在。而首当其冲的是，大家全都没有性的信仰和哲学了。”
性化的巅峰
11月9日，为期4天的中国第二届性文化节在广州落下帷幕。据悉，在4天的时间里，有多达11万人到现场参观，其中更发生了哄抢性用品的事件。
不过，在大会上更为人注目的则是一种名为“跳豆”的远程性爱工具的出现，有了这种工具，无论远隔千山万水，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互动式虚拟性爱。
这样的事情无疑会令张海平们瞠目结舌。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11万参观者中，半数是50岁以上的人士。
近日，潘绥铭教授在广东省科学馆作“21世纪中国的性问题”性学讲座时强调，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今天，借助于现代传媒特别是网络的力量，性已是随手可及：具有性挑逗意味的广告、性用品商店、各式“性话语”、初中生在马路上毫无顾忌地拥抱亲昵、频繁见报的亲子鉴定新闻……。
迷乱，或许是对于中国目前性观念现状的最好概括。
研究中国性问题多年的德国性学专家哈勃勒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人为的割裂，性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断层和跳跃，没有接受和经历过完整性教育的中国人，毫无防备地暴露在突如其来的世界面前，开始混乱，迷失了方向，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了。”
哈勃勒教授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要落实在政府和社会，“因为在今天，当年这些观念混乱的年轻人正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国的权力中心，整个国家将会随着他们的观念而发生不同的变化。”
“性政治”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造成了性在今天的混乱局面，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性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的焦点便是个人之性和政治、法律层面的冲突。
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出中指出，性是构建政治权力机器的一种体现。性的本质是追求快乐，追求自由，追求个性，反抗权威。这些元素正是与集体主义年代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因此，在当时性在中国被禁锢也是顺理成章的。随着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日渐式微后，性的本质力量在影响个人行为的同时，也间接地开始改变了社会和国家的形象和走向。
“性是一种权力。性的本质是生育，生育越多就意味权力就越大，建立的关系网络越大，相应地，权力也就越大。”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吴敏伦教授这样阐释。“但现在毕竟整个中国自愿地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中，价值观逐渐地多元化，中国人对自身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对政治和体制的敏感度也越来越强，这样的状况下，对性进行一味地管制或闭口不谈放任自流都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
性与法
相对于性与政治的隐性冲突，性与法律的冲突则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普通民众的眼前。
2003年8月中旬发生在延安的“夫妻看黄碟”案，最后以公安机关赔礼道歉而暂告一段落。但是，围绕这件事情前后所引发的争论，无疑是性与法进行交锋的绝佳案例。
虽然这仅是个案，却毫不夸张地提醒了所有中国人，按中国现行法律以及相关条例，很多人都可能在违法。不管你是老实巴交还是八面威风，不管你是乞丐一个还是富豪，总有一“款”适合你。
假定某日，你在路边购买并观看了未经公安机关指派的2至3名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的同志鉴定的盗版光盘——欧洲艺术情色电影，然后你把这部觉得很棒的艺术情色电影推荐给了你的同事或朋友，这便可能被处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你心血来潮于午饭时间在会议室里与众同事边吃午饭边观赏，便可能被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要缴纳罚金。不巧，同事里还有个不满十八岁的实习生，那就更要从重处罚。(根据1996年12月5日颁布的《公安部关于淫秽电影鉴定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4条规定)
作为法律，如果一不小心就让多数人不以为然地违反了，却没有迅速地执法到位，这不禁让人困惑，到底是法律还是一场游戏呢？至少，这个法令的现实性是否应该推敲一下呢？
倡导健康、安全的性
10月16日，由中国性学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性科学高级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立“主流性观念”是论坛向社会发出的强烈呼吁。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民教授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中国应该有适合自身国情和社会制度并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科学、文明以及健康主流性观念。这种观念，反对关于生育的迷信和愚昧，自觉自愿及让身体享受性快乐拥有性健康为核心，尊重人的权利以及日趋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不过，对于缔造主流性观念的提法，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到底用什么标准来界定主流性观念，还存在争议。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既然要提倡一些东西，无形中就会贬低另一些东西。比如提倡异性恋，反对同性恋，或者是提倡一对一，反对一对多。我仍然觉得性应当是多元的，因为人的个性是太不一样了，人的性倾向也很不同。”
无论什么样的声音，都是殊途同归，希望中国的性观念能够健康、科学地发展。
李银河教授强调，“西方化和抵制西方化是当今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性规范这种文化因素很重的领域尤其如此。在西方社会因艾滋病危机而受到巨大挫折，否定自身的性价值、性规范、性观念时，东方的一些性文化、性规范显示出某种优越性。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独立的思考，以便使性的规范向有利于人性自由的方面转变，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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