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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市原人大代表刘涌身上曾被引出的疑问，在原全国人大代表桑粤春身上同样被提出：人大代表的资格和权力由谁赋予？人大代表应当如何运用这种荣誉和权力？
2002年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终止了两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一人是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经纬；另一位名气较小的叫桑粤春，原长春吉港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总裁，后为该公司监事局主席。
2004年10月20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桑粤春被控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合同诈骗罪，贪污罪等17项罪名在此受审。如果主要罪名成立，最高可获判死刑。
桑粤春在法庭上被打回原形，由一个“民营企业家”，还原为“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还原为“黑老大”。
不过，其间角色身份转换之玄妙，并不能从此次“不公开审理”中获得答案。
“黑老大”的“红帽子”
1998年，桑粤春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民营企业家从政参政的气氛，尚未达到十六大之后那样的温度。因此，在当年大半由官员组成的长春市21名全国人大代表阵容中，桑粤春无疑是引人瞩目的。
全国人大代表的称号，并不仅仅意味着政治责任，也意味着政治荣誉。
桑粤春，正站在政治生涯的颠峰，但此时的他已非清白之身。当然这是在事后才被揭出。
第一，桑是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但事后检方调查证明，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民营企业家，而是国企的管理者。他名下数亿资产，也是通过侵吞、占用、骗取国有资产或国有银行贷款而来的。而这种巧取豪夺，始于90年代中期。
第二，检方指控，桑粤春“以经营公司起家，用非法手段大肆聚敛钱财，逐步形成以桑粤春为组织者、领导者，以桑氏家族为核心……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桑的犯罪生涯，至少可追溯到1994年。
起诉书中列举的与桑粤春直接有关的约24项犯罪事实中，至少有8项发生于1998年及以前。其中既包括骗贷、虚报注册资本等经济犯罪，也包括非法储存枪支、弹药，故意伤害、强奸等刑事犯罪。1998年，就在第一次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不久，在其经营的酒店的一个包房内，桑还强奸了一名女服务员。
这样一个人何以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外界对此已不可考。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李晓平主任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关于桑当选的程序和问题都已经查清，但是要等到将来合适的机会对外披露。
但可以肯定，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于桑粤春来说是一个人生转折点。
“原罪”
1998年，桑粤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的身份是民营企业家。而到2004年被检方起诉时，他的身份却被还原为“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而在当初由国企到民企的偷梁换柱中，桑“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吞国有财物”，“制造”出吉林省最大的民营企业。
的确有资料显示，桑父80年代初期曾办过一个饭庄和一家油脂化工厂。但现在看来，这并不能被视为桑粤春家族巨额财富的主要来源。
原长春市构件厂的职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桑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后勤处处长，其母在光机所打过零工。桑小时家境不好，父亲每月87.5元的工资要养活爷爷、奶奶、妻子和四个儿女。为此，家里将最小的儿子桑粤安送了别人，直到后来桑粤安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桑粤春的报道后找了回来，做了吉港董事局的副主席(后同案被起诉)。
1986年，为了解决职工家属就业问题，光机所成立预制构件厂。据首任厂长回忆，24岁的桑粤春进厂做了他的司机，那时“表现不错，能吃苦，还听话”。1987年桑被提拔为新厂长。
1993年，工厂被桑下令停产。到1996年为止，构件厂100多名职工全部被放假回家。
该厂老职工申大妈说，从1996年开始，桑将工厂的场地出租，2000年以1000万人民币的价格将构件厂出售给一家房地产商。
申大妈说，这笔钱职工没拿到一分，全部被桑独占。而在后来司法部门的调查中，桑坚称当初构件厂是承包，而司法部门无法查清其中是否有桑的自有资本，因此未就此起诉。
桑粤春的第二步，是在1992年接手了原人事部某下属部门主管的一家国有企业——吉港工贸公司，并将它在1997年发展成为吉港集团。
1997年，是桑粤春事业的一个重要节点。吉港集团兼并了国有军工企业长春宇光电子厂。
这桩由当地政府撮合的交易被定义为民营企业“零兼并”国有企业。宇光厂职工张宝君仍然记得，6月2日兼并那天，“吉林电视台做了直播，省市领导到场祝贺”。但在这一过程中，吉港原本的“国有性质”被忽略，进而被淡忘了。桑变身为“民营企业家”。
但桑并没有为宇光带来所许诺的VCD项目。他看中的并不是厂，而是地。他很快将宇光的1473名员工裁减了四成，然后在这块位于长春市著名风景区南湖边的地皮上，盖起了高档住宅“吉港花园”。检方认定，桑粤春以虚构借款，出资协议等方式，个人在其中侵吞资产1.24亿元。
由构件厂，到吉港工贸，到兼并宇光厂，十年的三级跳，不仅造就了一个“长春市民营企业五十强之首”(2001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59位”的吉港集团，而且造就了一个号称拥资10亿的“吉林十大民营企业家”。
但这样一段民营企业辉煌成长史，却在后来被司法部门揭出是对国有财产的侵吞史。
事实上，抛开构建厂争议不论，在宇光被吉港“零兼并”24天后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即有70%的宇光厂职工代表认定吉港存在欺诈性兼并，致国有资产流失，要求吉港退出宇光。
桑粤春财产的另一个来源是银行。检方证明，从1995年起，桑粤春以虚报注册资本、骗取贷款、非法占用贷款等方式，从银行等国有机构套取数千万元资金。而这正是桑粤春得以迅速聚敛资产的主要手段。
据媒体报道，专案组以2003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对吉港集团资产进行了核定。吉港总资产为5.4亿，负债4.2亿，净资产1.2亿(不包括宇光厂资产)。
这笔财产归谁所有呢？经专案组审查认定，注册为国有性质的吉港工贸公司，桑没有证据证明其投入过一分钱，吉港最初的经营资金完全是靠虚假合资，用设备从银行抵押而来的贷款。这也是吉港最终被界定为国有性质的主要法律依据。
而在这国有资产被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很难说桑粤春已做得天衣无缝，足以瞒天过海。
从1997年开始，构件厂和宇光厂的职工就开始不停上访。但他们的举报一直未获实质性回应，相反多名上访职工被桑指使手下数次打伤。其中2002年5月，桑命令几十名“打手”(检方语)对付上百名职工，打伤4人，造成交通堵塞3小时，惊动了国务院领导批示查办。但桑报称这是出租车司机与上访职工发生冲突所致，“欺骗省、市及有关领导”。
桑粤春不仅在上访事件上“欺骗领导”，还在贷款上欺骗银行，在纳税上欺骗税务部门(检方称，桑的“长春市民营企业纳税大户”荣誉，是自己伪造纳税凭证获得)。起诉书还说，桑粤春“为抬高身价，通过新闻媒体大肆渲染，编造其企业经济实力雄厚，不择手段谋取政治荣誉”，“骗取了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
人大代表的权与利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桑粤春的政商生涯中，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在保留原有保护伞的同时，自己开始为自己打伞”，起诉书说，“使吉港集团成为正常社会秩序下无法约束的真空地带”。
“桑粤春有什么资格当全国人大代表！”在长春，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当年光机所的一位主要领导也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开会后对同事说：“和桑一起当代表、一起讨论问题，真是种耻辱。”
1998年桑参加了他当选后的第一次会议。据另外一位代表回忆，桑带着自己的保镖前来，很快便和会务组工作人员“打得火热”，为此享受到不少特殊优待。适逢“三八”妇女节，桑花钱买了礼物送给吉林来的女代表。第二年的会议期间，他给各位领导每人买了一双布鞋。
在4年代表生涯期间，桑粤春惟一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活动，是2001年包括他在内的3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议制定《民营企业法》。
但在休会期间，他以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的活动要“活跃”得多。
自当选人大代表之后，桑粤春的事业有了新的飞跃，吉港迅速成为拥有48间子公司的大集团。
与此同时，在短短4年内，桑粤春犯下了被控的24桩犯罪事件中的余下16宗。其中多数仍然是利用骗取贷款和政府资金，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占用他人资金等手段，“大肆骗取、侵吞国有财产和他人财产”。不过，有了人大代表的头衔，其“骗取、侵吞”的频率和金额也大大提升了。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说，桑粤春发达主要依靠两个渠道，一个是有关领导“开绿灯”，给桑提供不少有利政策和扶持。二是银行贷款。“银行先后给了桑很多贷款，其中管理人员有共犯，互相勾结”。
人大代表的光环不仅为桑提供了经济上的特殊便利，还似乎意味着其他一些特权。
自此之后，桑的自我保护和扩张不再单靠枪和暴力——起诉书说，桑粤春准备了猎枪、气枪、左轮手枪和制式军用枪支等作案工具，以长春吉港集团公司为据点，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也依靠异于常人的特殊政治身份。“一经需要，桑粤春就会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出‘议案’和向有关部门监督，为其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非法保护”。
起诉书中特地详述了一个例子：2002年2月19日，桑乘坐的班机因机械故障在大连备降，桑由此殴打机场人员。他拿出人大代表证说：“我就打人了，你们敢把我怎么样？”事后，桑粤春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议案，国家民航总局专门组成调查组调查，并向桑进行了答复，否定了桑的议案。
桑的人大代表证还有更大的用途。2002年春，桑粤春在获悉吉林警方成立专案组对其立案侦查后，也在公司内部成立“工作组”，“有组织进行对抗”。他向省市领导写控告信，并以全国人大表的名义发送《紧急呼吁书》、《意见书》等，“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制造障碍”。
这大概是“全国人大代表”头衔在桑粤春身上最后一次发挥作用。这一年的10月22日，他被刑事拘留。6天后他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谁将桑粤春送上人大殿堂
桑粤春何以通过层层严格的组织程序和选举程序，“骗取”了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这还是一个谜。
记者向吉林省和长春市两级人大和组织部门，以及一些曾参与选举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吉林省人大代表询问，均未获确切答复。
长春市委组织部市职干部处李干事对本刊介绍说，关于桑当选的事情，省、市纪检委2002年来调查过三四次，2003年也查过。
据长春市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干部介绍，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途径为：长春市委组织部提名，经吉林省委组织部审核，最后由省人大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桑留给人的最深印象，是“还能积极参加各种公众活动，捐钱捐物救灾的热情较高”。
人们印象中的“捐钱捐物”也曾被当地媒体夸大。据构件厂老厂长回忆说，1997年全国水灾，恰好桑用来做装潢的铁面板被水淹了，这种板被水一泡就不好用，于是，桑就捐了出去。后来，吉林电视台报道说，桑捐了36万元，不久后变成200万，再后来变成了500万。
显然，单靠这些慈善举动，并不能为桑粤春换来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虽然对于其间的具体关节，外界难窥堂奥，但桑粤春背后存在一个颇有实力的保护伞，却是为起诉书所认可的事实。
“桑粤春为了使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能够立足和做大，不断利用钱权交易，色权交易等手段拉拢腐蚀个别党政、司法机关领导干部，以寻求保护。”
“为编织关系网，其组织内部分工明确，桑粤春负责正面接触领导，桑粤萍(桑粤春之姐，吉港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负责与领导家属及子女接触，桑粤东(桑粤春之兄，吉港集团董事局主席)负责沟通金融系统的关系，刘鹏举(吉港集团总裁)、杨凯峰(吉港集团法律事务中心主任)等人负责与一些领导干部的秘书及公检法司等部门的中层领导接触……”
“桑粤春所经营的天禾府酒店，实际上是用于编织关系网的‘招待所’，招待费用全部由吉港集团报销”。“为编织关系网，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及安排关系人和自己需要，指使……组织数名妇女在该酒店进行异性陪侍和卖淫活动”。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吉港花园盖好后，很多套房子都是送出去的，在查账时发现，在吉港拥有住房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没有付钱。
在起诉书中也看出，长春市公安局户籍处副处长宋伟光(已经判刑)曾目睹并帮助桑殴斗、持枪追人，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副局长庞威曾纵容桑虚报假案、做假证并强行索钱等等。
但是，这个层级的官员，显然不足以把桑粤春送进全国人大的殿堂。“背后还有高人。”多名长春当地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8年两会期间，桑曾得意地对同住的人说：“领导干部都是我哥们儿，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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