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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时期，因为经济发展生态的不平衡，因为传统规则泥沙俱下的沉重负荷，二奶现象的出现，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故事。
关照小心，绝不是空穴来风
涂俏对我说，把照相机放到风衣里面去，别让警卫看见。我照办。我心里嘀咕，这是什么地方，特区的“特区”？
前天，我在电话里与涂俏联络，我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多年，“我跟你是一个单位的”。这句话打动了这位女同行，11月26日，在感恩节这天。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涂俏，特地从香港赶到深圳机场来接我。进入市区，她的捷达车停在距离海湾村远远的道口。我与她下车步行。环顾四周，高楼林立，一派新兴的城市景象；大道通衢，多层立交路上大吨位的卡车在轰鸣。这里没有传统村庄的一点影子。
涂俏告诉我，在附近另一个地方，有记者采访，人被打，照相机也被砸了；我怕你遭受“同等待遇”，我们小心为上。
大道深处，隐约露出与周围大厦不太相符的多层旧楼。一位穿着迷彩服的男性年轻人，坐在“村口”右侧餐饮店门口，见我们走来，他站立起来，眼光对着我们扫来。我观察到，左侧一餐饮店门口同样的一位“迷彩服”也站立起来，看着我们。
距离农历春节(2001年——编者注)还有10天，在深圳打拼的外地人员开始陆续返回内地老家过年。从这天开始，我隐姓埋名实施“卧底”调查，拖着两三件行李，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为叙述方便，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称之为海湾村)一个小单元居住。稍事休息，已是中午12点。
我这里所说的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青山绿水、田畴围绕的村庄，而是城中村，或者说是城市街道的一部分，只不过在城市规划里被区别对待，还保留着一些农村原生态的建筑群落。深圳市区发展迅猛，原有村落来不及同步建设，就有许多插花地一般的村子。海湾村村内主干道上有一家茶餐厅，我在那里买了一份堡仔饭吃。
堡仔饭香气扑鼻。不期然，一位女仔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她身材娇小，短发齐耳，穿着一身粉白色的棉睡衣，外罩一件艳黄色的太空衫。她走进柜台，对老板娘交代外卖的内容。她的举止使我感到某种不安，时不时警觉地睥一眼门外，眼神有些惊恐。不看门外的时候，她还是低着头，闷闷地想着心事。
(摘录于涂俏《苦婚》，下同)
我和涂俏走在海湾村的路上。路旁有各色小店，小饮食店，小百货店，商品的艳俗在表明着一种原料和审美的最低层面。有一卖家具的旧货店，一位老伯在修理旧沙发。涂俏告诉我，她就在这个店里买过东西。“这个二奶村里，有个二奶散伙了，香港人付清房租撤退，二奶便将家具卖掉。这家具原本是当初香港人买下的，女的并没有掏钱，现在钞票归己，也算一笔额外的收入。然后，后来的另外一些二奶，再来买这些旧的家具，再用。”60元收进一个旧的大衣柜，转手就是110元，七成新的松下电视机收进400元，再卖出去650元。港人包养二奶，带旺了相关的旧家具行业，涂俏说：“匪夷所思吧？！”
家具在反复使用，女人在反复“就业”。买新家具好像也用不着，家具生意便可如此循环地做将下去。
我照相机里留下来去匆匆的照片。第二天早晨6点半，不甘心的我，叫上出租车，再次来到海湾村。我想，这个时候的二奶和她们的男人们，还在睡觉做梦，照相大概会少些干扰。我也在远处停车，拍下在道上停满了的香港货柜车。这条道上有规矩，附近的私家车晚上不能停在道上，全部停进小区，道上“让”给香港货柜车停靠。一辆货柜车每晚交50元人民币停车费。这是一笔固定的收入。
这些货柜车的司机们，就是二奶村里的“爷”。
我提着照相机大步迈进，没想到的是，深圳的早晨，7点钟还没有到，而右侧餐厅门口的那位迷彩服已经上班，他迎着我站起身来。紧接着，左侧餐厅的那一位，也怏怏地站起了身子。这座粗陋的、紧靠边界铁丝网的小小村落，“享受”的是24小时不闭眼的警戒。我转身离去。
五六分钟后，一个电话打到已经在行驶的我的出租车司机手机上。我听懂了他通话的大约意思。待他关上手机，我说，你们的反应速度很厉害啊。司机回答：我在旁边村里住，海湾村有熟悉我车号的人，刚才看这个车号的乘客在照相，电话就打过来了，问这个乘客要干什么；我说，是个记者，就来看看，没别的。这位出租司机是湖南人，与老婆孩子一起住在邻村，这一天他是夜班，已经做了个通宵，早上8点钟才下班。他拉我打的是“夜工”，他说：我就下班了，今夜的钱挣好了，完事了。我多少听出他的话外之音：记者来拍照，“我不扯这个事情了”。
我终于理解，昨天涂俏关照我的“千万小心”，绝不是空穴来风。
支出不增加，“花法”换了
到达住宿的宾馆，涂俏签名送给我一本在今年11月中旬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苦婚——60天隐性采访实录》。内容可简洁地概括为“女记者隐性采访深圳二奶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一批来往于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住宅，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沿深圳河北岸，邻近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皇岗口岸附近的众多村落，因便利出入境货柜车司机的歇脚和进出，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二奶的首选之地。对那些二奶租住较多的村子，人们习惯上称为二奶村。这种叫法，不科学，但口口相传，仿佛已经约定俗成。
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竟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
我向涂俏提出第一个问题：说到二奶，一般人以为，是大陆经济开放后，境外各色资本进入内地，香港、台湾的老板们来做生意，金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搞活”，有经济建设方面的，也有社会生活状态的。有一些老板们花钱买色，一夜曰三陪，买房藏娇，期限不一的固定关系就是“包二奶”了。“你这本书很怪，不是写老板包二奶，不是写‘资本’买色。你写的是一些在香港非常普通的货柜车司机们，他们挣的是薪水，也可以说是血汗钱，可他们怎么就包二奶了呢？”
涂俏说道，“这个问题很到位”；我在2001年采访，当时做了若干报道；在充实的基础上，今年出了这本《苦婚》。我当时是记录实例。今天，“你要问的是一个概括的理由”。我说，我的问题当然涉及道德评判，但我更要问的，一是地理理由，因为任何历史首先是地理史，二是金钱理由，是港人司机的“经济分配状况”。
涂俏回答：坐在海湾村的小花园，隔着水泥围墙，就看得见深港两地的出入口岸。几乎可以说，香港的货柜车出了口岸，来道上拐个弯，就进入到海湾村，几分钟的事。港人货柜车司机们来到海湾村，吃饭食宿成为他们最近便的需求。在海湾村这一带，普通宾馆或招待所，100元到150元睡一夜。司机们两头拉货，一般两三天进出一次口岸，一个星期来两三次。一星期的宿费是300至500元，一个月将近1200元到2000元人民币。“货柜车司机还要吃喝，费用就要翻上一倍多。”
香港货柜车司机出车到深圳，属出差，除去工资，是有出勤补助的，大致也就是四五千元钱。货有轻重，路有长短，辛劳的货柜车司机的职业需求，就是吃好睡好，保证第二天的正常出车。“然而，招待所不是为一个人开的。”
“于是，有些司机发现，自己每个月在路途上必定要花费出去的四五千元人民币，除去交给食堂和招待所，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花法：租间房，‘租’个内地的年轻女人，这个空间、这个女人，从锅到床，从碗到性，就归我这个出资者到来时使用，而且，服务质量还高。”
对于那些包养二奶的港客来说，人届中年一觉醒来，青春早已不再。当深港两地交流愈加便捷顺畅，当他们开车长期往返，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在遍地可拾的内地女孩身上的时候，他会忽然发现，他们手中的钱竟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鲜活的东西，那是已经逝去的年轻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某些东西：男人的尊严、青春的活力以及情欲的刺激。
他们的青春和岁月都消耗在深港两地的公路、马路、高速路上，在不见尽头的路上往来穿梭，“在路上”的两端终点，香港有家，深圳有室，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是婚姻的理想状态。如同元代小说作品当中，经常会被提及的“两头大”，就是常年在外地经商的商人，家中一妻，又在外典雇一妾，因为妻妾分住两地，妾亦如同主妇，就变成两头都“大”了。
海湾村中二奶的男人们，80%是货柜车司机，百分之百的港人。在海湾村，涂俏用“被抛弃的二奶”身份，努力与“同命运、心相连”的二奶们厮混，但很少能与二奶背后的男人打上交道。涂俏解释，港人司机们身在“行宫”、“外室”，“走婚”的时间本来就不多，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二是二奶们十分珍惜“老公”回家的短暂时光，二人世界不容打搅。
从二奶们的话中，涂俏得出港人司机对于二奶的“总体要求”，是温顺、贤良、宽容、能干、疼人。我注意到，涂俏的表述中，没有“姿色漂亮、曲线动人”这样形容女性的常用语。涂俏说：她们不漂亮的啊；还有，比起浑身是病的“三陪”，她们比较“安全”。
我接着说：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地理史，将“地理”与金钱结合起来说，就是一个“两地劳动力价格和市场消费差异”问题。从《苦婚》里可以看出，港人货柜车司机的月收入大致在2万元人民币，甚至还有高一些的。这样的薪水收入标准，远高于内地司机的工资。何况，还有补助。薪水交香港大婆，补助“包二奶”，“香港大婆过去能拿到多少养家钱，现在还照样拿多少，一文不少；男人在外边的支出也没有增加。只是，这些大婆的男人用自己的出差补助，在低收入区域换了一种‘花法’”。
“买卖就要讲个价”
在《苦婚》中，有一位港人司机阿松(化名)的说话——
在深圳生活，我的几个同事先后在这里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了。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
人也差不多，就同意了。住我隔壁的女孩子，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她这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的事，她都找不到。
涂俏说到激动处，会站起来：这个海湾村，原来的渔民、农民啊，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致富，有钱就盖房。一盖就是七、八层楼。海湾村里盖了140多栋楼房，现在有200来户是原住户，其他1000多户，都是住满了的。“村子里的年轻靓妹，多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等。我敢说，就这些妹子，就是让她们换上深圳女孩子的衣服，站到街头上去找工作，她们也很难找着。为什么？最根本的，是没有文化。还有，就是从事简单的密集型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又太低，600元、800元，她们有谁愿意干？”
《苦婚》，这本22万字的著作里，记录的就是诸位外来妹子“怎么从打工到当二奶”的过程和现状。千回百折也好，千头万绪亦罢，说的大都是家乡贫困，特区诱惑，抵达后寻找工作的屈辱，挣钱时岗位上的艰辛，及其最终万般无奈之后的屈服和出卖。有的当过餐厅的“企客”，也就是门童，试工时从下午站到下半夜的2点，先站10天再说是否要人。也有做企业的“大烫”，服装厂的烫工手提2.5公斤重的熨斗，一拿10个多小时。更有做桑拿女和发廊妹的。再有就是收入太低。有人受欺侮了，有人来表示救助，有人开出价位，于是，就有人“卖”了。从一天一卖，到几个月一卖，比较好的是几年只卖给一个人。“最好的是将来‘转正’。”
于是，处女补膜术诞生了，二奶介绍业也半公开了，人贩子应运活跃……
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过两次被包养的“历史”。她家在农村，13岁出门闯世界，1998年春节过后来深圳淘金。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动力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她被淘汰了。
她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
……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要老？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不是处女，又没有钱了，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
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了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到商店把货品送到房内，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
……香港老头督促阿妹冲凉。阿妹强作欢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她重重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了眼睛。……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到哪里去？身上的钱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跟她过日子的，他为她置办了这么多的家当。
阿妹与香港男人的见面时间在下午，到交易达成，住房家具全部办妥，直至下半夜两点，男人让女人冲凉，也就花了8至10个小时。男人出的价位明确而简单，花去50多张百元大钞。房租另付。此类房租一般价位在1500元至2000元。如此界定，购置一位内地年轻女子阶段性“陪伺”的首期费用，大概为7000元人民币左右。
这段记录，又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即没有规定这个香港男人与阿妹的“合同期限”，介绍者也根本不涉及这个问题。所谓的遇上年轻人再介绍，本就是顺口胡说，透露出的就是卖了一次，以后可以再卖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天，这香港老男人返港“打理业务”，七八天后回来，带来一枚戒指，再给阿妹500元人民币“零用”。而内地女子的心态是：人家也在花钱与自己“认真”。在香港男人和内地女子的心目中，在这段“苦婚”的实际操办中，根本没有“法律文书”的影子。
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的。我的生活一下子从容起来，安定下来，也算小康了吧？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小时，一个月才600元。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
海湾村里有个小花园。一处大理石凳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大体感觉是男长女幼。涂俏说道，又是一对在谈判，人家出钱多呀。我回答：我的感觉复杂，现在我脑子出现的几个字是：“买卖就要讲个价”。
变革的悖论和呼喊
有二奶，就有大婆，有二奶、大婆，就有她们共有公用的“爷”。
中国有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话从来就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职场”气息。婚姻之中应有的一切内涵，在这句话当中影踪全无，剩下的只是作为生命生理需求的供给者和受惠人的关系。中国农耕岁月，男人是主要劳动力；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时期，因为经济发展生态的不平衡，因为传统规则泥沙俱下的沉重负荷，二奶现象的出现，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故事。
从打工到二奶，年轻的女孩子们走过血和泪的长途。无穷尽的等候，间隔型的会面“睡觉”，定期颁发房屋租金和包养躯体“肉金”。在人类范畴，性是人灵肉合一的故事，正常婚姻中女性都具有的深情、哀怨、愤懑和仇恨，还有故作姿态的平淡、言不由衷的表演，二奶们都不缺乏。自然，男人们也理所当然地“制造”些削价、拖欠、最终“玩失踪”等等故事来应对。
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很多二奶们将“当二奶”作为一种“不错”的职业。
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不是被男人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病。我们永远是弱者。
在这个村里，二奶有不少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有兄弟姊妹多人。你一旦外出打工，往往逼得你去卖血卖身也得搞点钱回家，养活他们，甚至供他们上学、盖房、讨老婆！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恋爱。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毕业。外出打工经历相同：孤立无援，吃尽苦头，因而常常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我不是表示做二奶就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出路，但至少对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说，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就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光拿钱不做事，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5岁造花名册，就是国家干部，就有了国家工资。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养？
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的“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不如每个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我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
一年多来，我累得很，总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负。做小姐这样烂下去不是长久的办法，不如找个男人稳定一点，不用成天担心得性病。我想也没想，就跟他来到这个村，租房子住下来。他一个星期过来一次到两次，我慢慢地喜欢上他了。我一个外来妹子，在深圳总算有个家啊！总算有个男人记挂着我啊！
涂俏遇上一个叫阿婷的二奶，她认为自己遇上了好人。她被包养的价格较高，每月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这5000元，就是阿婷的“红利”。逢年过节，“老公”还给红包。有时一个红包就是一万元。她要是“离婚”，家里就断了摇钱树，又要坠入贫困。阿婷认为：“女人有人养，不愁吃不愁穿，这才是天大的福。(家乡)全家人一年到头，从春累到秋，田地里收下的苞米、稻谷、红薯，统统加起来，也卖不到5000元钱！”阿婷父亲还这么说：做二奶有什么怕的，好过在家乡挨苦受累，一月拿5000元钱，不要说下田，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要知足！
对于这类特殊女子来说，她们是生活在深圳特区，但她们心中却依旧生活在自己家乡早被确定的行为支持或束缚“系统”中。这个“系统”的成员，就是同乡与亲友。二奶们的大多数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尤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的广泛宽容。
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支持系统”笑贫不笑娼，认为当二奶不再是一个“火坑”？答案是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因为支持系统的贫穷，因为血源关系的责任；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因为面对未来的向往。
大变革时代的社会，人潮开始流动，心愿开始更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里面的世界很无奈，到处充满着呼喊和悖论，悖论和呼喊。
什么未来不未来的？对我们这些做小的来说，有个男人呵护你，这就足够了。
鬼话，凡是做二奶的都想不开。阿灿喃喃地说：做小，做小，小、小、小……说着说着，她突然嚎啕大哭。这一天，阿灿的哭声使得整个海湾村都显得这般苦涩。
男人女人们，警惕啊
今年年初，涂俏回到这个住过60天的村子，当年认得的二奶全已不在。“风流”云散，新来的同性面孔的表情，又都是那样的戒备，于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结局，尽管是最近的“下一个去处”的结局，也都不得而知。
我的眼前，140多栋七、八层楼的私房，依旧在出租。房主“百分百”请人代为收租。这个替人收租的人就成了二房东。“百分百二房东”收租的考虑大抵是，港人包养二奶本属非法，“中间人”可保证房租真金白银一文不少，遇事又可推脱非房主所为。“有事”没事，真正获利者不会受到任何牵累。一般而言，二房东都是外乡人。房子要3个月至6个月起租，头一个月付一押二。港人失踪的二奶，熬到无可再熬的地步，往往是将房中的东西全部抵押给房东，自己被扫地出门。
我和涂俏走到她曾经住过的房前，铁门紧锁。门上贴张白纸，上面写着：通知：请××6、××1、××6、××5、××3住户速到水电部交清水电费，多谢合作。水电部2004、11、26。涂俏解释，这就是说，这些房子的香港男人已经有日子没有来付钱了，而二奶自己是不会来付这个水电费的。
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香港受到影响。“包二奶”现象开始出现变化。
转型之一：月租插水式(粤语：跳水)
暴跌相对于前些年港人包二奶，一包就是五、六年的“盛况”，如今已经风光不在。多数二奶身价大跌，自然村租住的二奶人数大幅减少，租客比往年减少了至少两成以上。今年(2004年)春节返乡之后，很多二奶竟没有回来。
转型之二：“终身制”改为“分段制”
一位被港人先后包过四次的二奶告诉记者，如今港人包养二奶已经没有“良心”，因为经济不景气，她们不再考虑二奶的“终身制”，只顾眼前快乐，改为“月租制”或“半月制”。港人已打破包养二奶的基本程序，不再租房，不再买电器和家具，只身上门，每月扔下一、二千元。
转型之三：“金屋藏娇”变成“打边炉”
一看上某位女子便租房“金屋藏娇”的港人几乎已绝迹，由于经济原因，他们选择了三五好友，合租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或者干脆合租一室一厅，这样一来，每月可节省一大笔开支。他们每人每月交房租只需花费400元左右，加上给二奶的生活费用，绝不会超过1500元。
转型之四：陪吃陪睡双料保姆浮出水面
部分港人在深圳购置房产，雇佣双料保姆，保姆不仅要为主人煮饭、洗衣，还要提供按摩、陪吃、陪睡之类服务，一个月来四次，费用约600元。
深港两地，由大婆与二奶构成的纠纷或“重婚罪”官司，此起彼伏。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透露，2002年全年审结因包二奶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多达42000件，有47人因涉及包二奶行为构成重婚罪被处罚。
涂俏在海湾村时，两位供职于计划生育部门的干部，悄悄地到村里探望她。涂俏了解到，计生部门人员也曾经“前来”海湾村，但“上门调查询问、指导、教育、帮助”，是不可能的。据推算，港人与二奶生育的后代，即出生时父或母居港满七年的非登记婚姻生子女，已为两位数的“万人”。因无户籍，就学即属“高消费”。
那些“黑户口”私生子，和她们(指已经成为母亲的二奶们)一样，命运令人堪忧，前程令人惶恐。特别不容忽视的是，这批私生子在深港两地不具有合法地位，积以时日，他们的存在一定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二天采访，拉着我再访海湾村的那个湖南司机说，这个口岸，每天轰轰隆隆的，香港有大约10万个货柜车司机，在循环往复；要说在深圳包了二奶的，当然也是很少数，“但是从一个村子来看，二奶可就多了。”湖南司机住在海湾村旁边的村子，原本也是个二奶村。如今，二奶还是有，他说：今年深圳、东莞缺30万劳动力，还到我们湖南老家去招人，但招不满。“为什么？就是工资太低，没有吸引力。老家还是有人出来的，女孩子当二奶，总比打工拿的钱多。”
我再问他，为什么进那个二奶村那么困难，警卫看得那么“死”？湖南司机回答：警卫也算个好职业，要忠于职守啦；警卫看得不“死”，有人会“死”，一直有香港大婆雇人到深圳来打探自己男人的行踪的，“要出人命的啦！”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在法律的层面上终结了漫长而丑恶的纳妾陋俗。
几十年之后，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所幸的是，泛起的沉渣没有拥塞现实的婚姻主流航道，复燃的几片死灰也成不了燎原之势。只是，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一旦无视甚至放纵纳妾现象，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警惕啊，男人们女人们！
相关链接 睁大自己的眼睛
陆幸生(记者)
涂俏非常客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这天是感恩节，从香港到深圳过关的人多，时间长，所以接机来晚了。涂俏“祖籍”江西，父母都是60年代大学生，父亲曾为江西省级文学杂志社的主编，对于或满目烂漫或遍布阴霾的“山高谷深”的众生故事和心态，涂俏从阅读开始，也当然地诞生了自己记录它们的念头。涂俏工作的第一个报纸，是当地的“新生报”，公安系统办给犯人看的“教育型媒体”。
涂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在报纸做编辑。她三叔来到深圳打工，她陪同叔叔找住处，随着时间的长度，必须逐步降低的住宿费用，使得涂俏“看到”了深圳的“十元店”。也就是一套住宅，三房一厅或两房一厅的，分别挂着男宾部和女宾部的牌子，一个房间里住上十几个人。一个门里住了40多个人。几个月、半年，以至几年，直至住店的人找到工作，离去。一天的房费是十元，也供饭，三元一客，一天的“进口费用”是九元。一个来到深圳的谋生者，最低开销就是这个19元。然而，最低的生存开销，也挡不住人生所有情节在十元店的发生和蔓延。
涂俏叔叔住进去了，涂俏也住进去“体验”生活，从而写出“十元店”记事。在十元店，涂俏结识了一位在十元店住了十年的年轻人，了解到诸如此类赤手空拳的年轻人，在深圳用怎样的方式“活了下来”。略有积蓄，这位年轻人买了一辆自行车，由此得到一个高贵的绰号：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已有经济能力住到好一点的地方去，然而，“熟悉”和“热闹”，使他“不离不弃”。
父辈给予的探究命运底里的传统动力，亲身经历的百姓生存现状的追寻目击，涂俏准确、快速地记录并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涂俏拉过保险，当过“婚托”，也扮演过在餐厅内的啤酒女郎，更追踪过神秘“医托”。作家梁晓生为涂俏的《生存体会》作序：“在国外‘隐性采访’是一件冒险的事，记者们隐了记者身份，深入到乞丐群落、贩毒集团、黑社会帮派中去，逼近观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做非常详实的报道。此类报道对‘内幕’的显示是以大量细节来印证的，并且那些细节是绝对不可能凭想象‘创造’出来的。在涂俏的这些‘隐性采访’报道中，她的有些经历无疑是有风险性的。她的这本书有广度。有呈现中国当代社会灰色层面人群状态的广度。它是敏感的。也是需要胆识的。”
回到上海，写成稿件，我用电子邮件发过去。随后按照深圳的号码打电话“跟过去”。涂俏回答，我恰恰在关卡的门口，就要“过去了”，否则你就要打香港的号码了。
涂俏现在是在香港和深圳的过道上。随后，她马上又要进入香港“打工”。采访途中，她跟我讲话，经常会“在香港这事情是这样看的呀”，“在深圳这个事情是这样看的呀”。两地的“价格高低”，景观差异，酿造着涂俏的思绪冲撞和文字“迷惘”。
有人形容，报告文学“过于突兀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描写，让人感到沉重。只是，真实从来沉重。明确这份沉重的来历，我们方有卸下这份重负的可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睁大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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