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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月27日，也就是发表国情咨文的日子，美国人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都淹没在对斯塔尔调查的报道之中，我也是花了一个星期应对这件事。斯塔尔已经给很多白宫工作人员签发了传票，并要求调阅我们的记录。我请哈罗德·伊克斯和米基·坎特协助应付争论。演讲的前一天，哈罗德和哈里·托马森感到我在公开表态时总是太不确定了，在他们的敦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再次对着媒体表示‘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 —克林顿《我的生活》
“我最佩服中国的吴仪、美国的巴舍夫斯基、马来西亚的拉菲达”
他是克林顿的竞选主席，希拉里的合作伙伴；他是巴舍夫斯基的前辈，他们曾逼迫日本向美国打开了汽车市场大门；他还是“万艾可”(原名“伟哥”)等几十家公司的喉舌。现在，他在中国想说些什么？
克林顿高参
米基·坎特在1993年1月21日成为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成员之一，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作为克林顿总统的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主要高级顾问，他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与国外签署了200多个贸易协议(协定)。坎特先生在1996年4月12日被任命为第31届美国商务部长。在任期间，坎特先生大力推动了克林顿政府的贸易发展机会，为美国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
坎特现在是Mayer Brown，Rowe & Maw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在世界范围内代表着多个公司。
坎特先生于1939年出生于田纳西州。他于1961年毕业于Vanderbilt大学。经过在海军服役的四年后，他又进入乔治顿大学的法律中心进修并在1968年获得了法律学位。
他拥有与克林顿一样的浅蓝色眼珠。米基·坎特身上只有这一点和那位风流的美国前总统相像。不过，作为克林顿的前竞选主席，身高约170厘米、体形瘦小的坎特拥有另一种魅力。
12月的第一天，北京遭遇一场大雾，飞往上海的航班被推迟了。66岁的坎特从机场赶到华亭宾馆接受记者采访。他的助手递上一壶咖啡，低声说道，“他没这个就不行。”
坎特身穿条纹深色西服、星纹深色领带。脱下西装后，他就像常见的英美律师那样———穿着背带裤和蓝衬衫、手上只有一只黑色皮带的金色腕表和一款久经年月的结婚戒指。他背后的窗外是上海体育馆门前的车水马龙。
面前的他曾是美国贸易代表、第31任美国商务部长。不过如今，他只是一名律师。虽然他代表着波音、时代华纳、花旗集团、韩国第一银行、辉瑞、摩根斯坦利等世界顶尖的企业，但他毕竟只是一名律师。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可能不是指点江山、纵横捭阖，而只是怎样为“万艾可”打赢一场艰难的专利权官司。
谈判桌上佩服三人
自从1993年1月21日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坎特无数次为了美国的利益“舌战群英”，尤其是和中国、日本和韩国等远东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在中国人熟知的巴舍夫斯基之前，坎特已经代表美国和当时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多次“交手”。
“龙永图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个杰出的人。”坎特向自己从前的对手致以敬意，不过对于谈判桌上的“较量”，坎特更敬重另外三个人———“中国的吴仪、美国的巴舍夫斯基、马来西亚的拉菲达”。其中，吴仪和拉菲达是坎特的谈判对手，而巴舍夫斯基是在1993年经坎特推荐成为美国贸易副代表的。
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坎特的对手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他说：“谈判的难度取决于不同的对手。”坎特总结自己的谈判经验，“各个国家的代表都代表着自己国家的不同利益，他们的风格也会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地方是，在法律制度和可引用案例上不完善，所以谈判的另一个目的其实就是相互协作、互相补充。”
代言“伟哥”来中国
谈到毕生最得意的业绩，坎特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参与了乌拉圭回合谈判，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贸易谈判，我也很高兴这个协议对于中国加入WTO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1995年和1996年和中国签订的两个贸易协议也很重要。”
坎特提到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又称关贸总协定，共有117个国家和经济体参与，构成了WTO组织的3个基本协议，而在1995年和1996年，中美签署了《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和《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他没有提到自己参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日汽车和零配件协议等其他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从谈判桌上走下来的坎特现在成为各大跨国企业的高参。他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两件业务是，汇丰入股韩国第一银行和“万艾可”在中国的专利权诉讼。坎特是韩国第一银行的董事，也是生产“万艾可”的辉瑞公司的顾问。
“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美国，获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尊重，而今天的美国恐怕就不是这样的。”
26年老友克林顿
当记者提到克林顿，坎特有点疲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作为克林顿的竞选主席、第一任内阁的成员，坎特当然非常有资格来评论他。也正是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全球化发展迅速。
“在克林顿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经济达到了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强盛。他在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为美国人做了很多事。他也在推动全球贸易发展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美国，获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尊重，而今天的美国恐怕就不是这样的。”坎特的语速第一次这么快、这么流利。在这之前，坎特曾对记者说，“作为一名律师，我的骨子里流动着谨慎的血液。”
当然，他的律师气质的确是在骨子里的，坎特没有忘记补充一句，“我认识克林顿先生有26年了，所以我作出的评价不能说是很客观的。”
中美利益很一致
在贸易谈判中长期和中国打交道的坎特认为，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说，“美国的巨额消费是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基础，确保美国经济处于稳定对于大量向其出口的国家来说有利的。”坎特同时表示，“我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以人民币计算的，人民币升值会给这些银行带来更大负担。如果这些银行受到冲击，也这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打击。”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都是利益一致的。
对于两国之间的“反倾销”官司，坎特说：“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出现‘反倾销’案件是很正常的，也并不是单独和中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给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势必造成冲击，可以想象，到明年1月纺织品限额取消的时候，还会有更强烈的‘反倾销’。”
“建立自由贸易区和WTO主张全球贸易自由化没有矛盾。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圈将促进最终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
梦想就是全球化
坎特的一辈子都在从事推动全球贸易的事业，他对于目前的全球化形势并不十分满意。他说：“在推动全球贸易方面，APEC曾经取得很好的进步，可惜这种良好势头没有得到保持。APEC组织代表了全世界50%的贸易额，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形式。”
记者询问道，自由贸易区和WTO有什么关系，坎特合着自己的双手思考了一会，由于受到关节炎的影响，他的手指有点变形。
片刻沉吟后，坎特说，“建立自由贸易区和WTO主张全球贸易自由化没有矛盾。可以说，建立包括东盟10+3模式在内的地区自由贸易圈将促进最终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但是自由贸易区不应该违背WTO的规则，就是不应该设定排他性规则。我注意到，东盟10+3的国家都是APEC组织的成员。我想需要研究怎样兼顾WTO原则和地区的差异性。”
记者最后问坎特，对于功成名就的他来说，为什么不含饴弄孙、享尽天伦之乐，还要在全世界到处跑。他摸了摸略带花白的头发，说：“现在的我对于今天的贸易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的贸易体系，这是一个建立在WTO规则上的，适应国与国之间差别的体系。我心目中全球化的目标在于提高全人类的生活质量。”古稀之年的他，目光不带一丝混浊。而外面的夕阳已经换成不夜城的灯光，上海人下班的高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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