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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薪农妇熊德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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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薪农妇熊德明 |
有一位重庆农妇，很有名，不得了，去年这个时候就火得很。今年自打进入12月，她的名字，更是天天能瞅见，有关她的新闻，报纸，网站，电视，一个都少不了，一句话，这位重庆农妇今年更火了，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影像：新闻发布会
熊德明：首先感谢我们各位的新闻界的朋友，从去年到今年关注我们，我在去年当中无奈之下给温总理说了句实话。一年多以来，农民朋友，不管各个地方，不管是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外面各种各样的事都打电话，写信找我们家里。
影像
温总理和熊德明在一起的照片
解说：这位农家妇女就是去年一句“实话”引发温总理为民工追回工资的熊德明女士，人称熊大姐。昨天，她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影像：新闻发布会；熊德明在发布会上情不自禁地哭泣
某媒体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到温州，刚刚一到温州，看到各那个场面的时候就哭了，而且哭了三次，现在今天在这个见面会上，您还没有开又哭了，到温州那次哭是为什么？这次又是为什么？
熊德明：到温州，他们天天打电话，他们家里的人说，他们家的老公在外面打工他们家里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家的老公在外面打工没拿到他们的赔偿金，厂里不让他们干活，没有生活钱，通过电话让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都在机场里面，我一看就想到他们的处境和我的处境都是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他们也是农民，所以我看到那些农民工，我就想起我的事。我觉得他们看到我，就好比我看到总理一样，我看到他们就想到他们家里(的人)说的话，打电话讲的家里的那些困难，所以就哭了。
主持人阿丘：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这位曾经仗义执言，甚至有几分侠肝义胆的熊大姐，怎么好像有些沮丧呀？--没错，熊大姐有了些麻烦。这事情我要给您从头说起。
因为熊大姐远在温州某陶瓷厂打工的乡亲们，患上了矽肺，疾病缠身，生活艰难，熊大姐再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她要为他们向企业主讨赔偿。11月30日，熊大姐从重庆云阳老家出发到了温州。
维权！讨薪！熊大姐，一介农妇，单凭这自己的那段向总理说实话的经历，就这般风风火火地揽这个活，说实话，从她上路那天，我就担心事情不会太顺利。不过当时熊大姐还是踌躇满志。
在那次出发前，熊大姐先给温州市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这样写到：“因我远隔千里来到贵市，希望您们对我代为举报的单位进行查处，及时支付他们的工资，医药费，一次性享受的工伤保险长期待遇。本人代表重庆农民工表示衷心感谢，并继续宣传鼓励重庆农民工在对浙江和温州经济建设中作出贡献。”熊大姐当时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甚至表示过，这次维权，自己有五成以上的胜算。
影像：温总理到熊德明家视察；2003年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熊德明获奖场景；熊德明在美心公司工作场景；在云阳老家工作场景；熊德明在温州讨薪场景
解说：2003年10月，熊大姐因为向温家宝总理说实话而掀起讨薪潮。
2003年12月，与龙永图，丁磊等人荣获2003年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成为活动开办以来唯一获奖的农民。
2004年3月，成名之后的熊大姐被美心公司聘用，走上进城打工之路。
七个月后，熊德明回到云阳老家，准备筹办自己的养猪场。
2004年11月30日，熊德明携律师况力彬赴浙江温州为自己的老乡讨薪维权。
2004年12月6日，熊德明在北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聚焦三农》栏目帮助她召开的媒体见面会。
影像：新闻发布会
记者：您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熊：一面面对媒体，一面想到那些农民，我走了，有些不理解我或者不挂电话，到(我)家里去了之后不走，非得要我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他才走，我当时也觉得很恼火。
主持人阿丘：从11月30日下午到12月4日离开，熊德明在温州待了5天，据重庆某媒体的记者观察，从第三天起熊德明的维权行动就已陷入了困境，解决农民工伤残赔偿问题丝毫没有进展。和当地企业主谈判协商后，熊大姐那边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委托书法律效力不完备，没能证明老乡的致病根源，总之，替乡亲们维权，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尽管受到温州当地政府的礼遇，但最终只解决了两位患病民工的赔偿问题，与熊大姐的期望的十三位相去甚远。对此重庆某媒体的记者有这样的看法。
影像：电话采访重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记者
重庆某记者：我觉得是草草收场，无功而返那种感觉。
《社会记录》记者：你觉得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
重庆某记者：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她的到来很快地促进了两个人的解决，但是这两个人，不管是劳动局还是这两个当事人，以前人家已经基本快谈判好了，她来的时候只是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人家拿出到桌面上跟她谈判的时候都是两个最容易解决(案子)，已经谈判，就是说差别很小的两个(案子)，她来了以后马上就解决了，包括她的表弟就是张仁和，截至目前还没有解决。
《社会记录》记者：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您认为她算是？
重庆某记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的感觉，她去了以后有点成果。她去的结果可能是一部分民工对这个伤残赔偿的难度更加大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民工说了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得去一两次，我们去，当时一点结果都没有，当时盼望着你来。现在你来了，我们的结果还是没有，你走了，我们的难度肯定会加大了，你来了都没办法，其他谁有办法？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再没有靠山了。
《社会记录》记者：你观察的熊德明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能提供给我一个参照吗？
重庆某记者：参照？那我还是用温州当地的一个人，他是这样说的：“熊德明，你还是最好回去喂鸭喂猪。”
《社会记录》记者：这同时也是您的一个结论，是吗？
重庆某记者：我觉得她最好还是回去喂她的鸭喂她的猪。为什么？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农民。她从离开重庆那一天，她没有想到农民工的伤残赔偿是那么复杂，有那么多的程序，她去的时候好像想得很简单，而且过去的时候连一个委托协议书都没有，那你凭什么来？
影像：专访熊德明
记者：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觉得自己是该去还是不该去？
熊：不能那样说，听到这些人讲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我觉得就是太后悔了！通过这一次
给他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也给了一个说法，我还是该去，为什么？给他们真正还是做了一些实事，我只想到通过这件事我能够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办得到办不到。我自己出钱去(温州)，我觉得就要去问一下，究竟我这个新闻人物到处都知道的(新闻人物)，我能不能给他解决(问题)，这些是后面的事情，我都回答不上。
主持人阿丘：在我们对熊大姐的采访中，她并不掩饰自己对这次温州行有欠考虑，她说因为自己没什么文化，法律知识也不怎么懂，社会经验也不丰富。所以，想问题就比较简单，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最使感到沮丧和害怕的是人们对她的误会。
影像：熊德明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看起来好疲惫？
熊：是，我打电话回去，就有人说你回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到处(都有人)说你，熊德明神秘失踪，还有已经失踪几天了，还有的(话)就是说(我)又和某某人在一起，还有他们到那里到处找我都不能找到我，还有的(人)就说我已经在为自己牟利。
记者：那你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利益？或者说好处？
熊：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把获得经济年度人物的奖当做一个很大的荣誉。我是个农民工，媒体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政府也相信我不会说假话，我是以说真话的身份去的(温州)，我没有找他们任何一个人提供帮助，说我没有钱，你把钱给我我再去，我没有说你们拿到钱(赔偿费)，要给我一部分回扣，我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做。
记者：那你不这样做就不行了？你就非要去帮他们解决？
熊：电话联系不上，你不可能搬家，你住在那里，不可能整天待在家里。如果你要养猪，你可能还要到地里去，还要准备猪饲料，还要养猪。
记者：你就给他说你解决不了。
熊：如果我说解决不了，他们也会因为乡亲的原因，告诉你他们的事或者要你帮着打个电话。他们说，如果他们打电话给记者，人家会说你打错了。我个人这样想，如果他们给姓张的记者打电话，可能他会说你打错了，假如是我打的电话，我说我是在某某地方见过你的熊大姐，他可能马上就接电话，因为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我给他们(农民工)留过记者的电话，他们打过去都说打错了，他(农民工)说熊大姐还是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就是有这些事。
记者：我有一点怎么也理解不了，熊大姐。你为什么会认为解决这些事情是你的责任？你不解决就是你的不对，你对不起谁呢？
熊：就是对不起去年的那个经济年度人物的奖品，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熊哭泣影像)他们那些人会这样说，你看那么多人，那么多农民，从来都没有得到什么先进人物，并且你还是一个社会公益奖，第一个得到奖的农民。原因就是这么一点点。
记者：我觉得你像是快要崩溃了。
主持人阿丘：熊德明温州讨薪维权行动引发的评论，或褒或贬，很是尖锐，赞赏者觉得熊大姐是走出维权新路子，但反对者觉得名人讨薪有违公正，甚至有人干脆就说，要是熊德明讨薪成功了，那就是中国法治的失败，是法治的倒退。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一直依靠法律手段为民工维权的民间法律工作者张志强，他在会场就向熊大姐表示了不以为然。
影像：张志强在会上发言
张志强：其实我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问题，作为我们这三个都是打工者之家的，我们长期在为外来的弱势群体做一些维权的工作，因为我也是一个自学法律的，因为我，从9月1号之前还在工地上搞装修的因为我有120块钱我是通过正常的合法渠道，打了一年半的公司，花了一千多块钱，才把这120块钱拿到手但是我现在说，给我的感觉在中国这个社会，走正常的法制渠道，还没有像你走名人渠道，这是不是给社会造成一种误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去成为名人，然后解决问题。你是不是觉得你利用这种名人的身份谈判？这给我们基层做这个维权的人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他们可以通过名人通过媒体，很快地解决问题，
影像：熊德明长时间沉默
影像：会后采访张志强
记者：我觉得您今天是带着困惑和愤怒前来阻止熊德明？
张志强：你可以这样理解，我是觉得，我觉得这种效果不一定很好。
记者：那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张志强：我主要是想，我认为她这种方式给社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我觉得什么东西如果都能通过人治或者(通过)社会解决的话，还要法律干什么？所以我认为这对法律是一种不尊重。
记者：那如果说她还要继续做下去呢？
张志强：我估计她不会做下去。
记者：为什么？
张志强：这是我的直觉。
记者：您直觉告诉您什么呢？
张志强：因为我认为，她这样走的话很难走，最终还是要走法律程序。
记者：据您目前观察，包括她这次去温州回来，您觉得她已经走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张志强：我这个不好说。我是昨天晚上才接到参会的邀请，邀请过来。我没有跟她过多地深入了解，我认为她会考虑就此收山的。
记者：这个会使您感到？
张志强：我认为会感到高兴。因为我还要继续用法律的手段走自己的路。
影像：采访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系黄博士
记者：有说人，熊德明的成熟，这两年她的变化，她的成熟，恰恰说明了中国法治的尴尬。
黄博士：法制建设也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以我们法律专业人士来说，它可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而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一个使命，而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想我们法治在一朝一夕来完成，我们尽快立一个什么法，我们就变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这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成为一个法律意识很高(的人)，社会每一个主体都能够变成一个法治的主体，那么这个法治社会才能够实现。那么这一次是熊德明通过名人效应，媒体支持和律师的参与加快了这种农民工权益救济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整体方面看，我们也看到她进步的积极的一面，所以我给她定位是我们要正面评价积极引导她的维权行动，而不要做冷眼旁观的看客，更不要成为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的批评家。
主持人阿丘：关于对熊德明温州维权的评价，网上有连篇累牍的文章。熊德明现在也学会了上网，她说，那些怀疑抨击还有冷嘲热讽，每每读到都会使她忐忑不安翻江倒海，她甚至都没有勇气把这些话告诉给孩子他爹。我想熊大姐这样的敏感恐怕正是现在有的心理学家分析的，熊大姐太向自己强调责任了而产生的焦虑。也许熊大姐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其实字里行间人们一直在默默地流露着敬意。前两天我看到这样的几句话，我念给您听听：熊德明，她就是一个农民，一个朴实的农民，一个有良心的农民，一个古道热肠的农民，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农民。但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农民，她的知识还不够，她的见识还不够，她与社会各方面打交道的经验还不够，她才会遭遇到温州之行的挫折。或许对她，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应该等待她慢慢成熟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来她已经慢慢地成熟起来了，这位仁兄还说毫无疑问欠薪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努力，尤其是需要法律上的努力，而在那些怀疑抨击冷嘲热讽的背后，其实人们最终都期盼着有一天熊大姐不用这样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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