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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国家农业部的一个会议静悄悄地结束。官方没有公布会议内容，与会者也三缄其口。但股民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第二天，一支名为“丰乐种业”的股票涨停。“有人要发财了。”一位业内人士说。刺激股民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丰乐种业”，被有些股民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中国是否能在近期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这个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上，组成“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50余位科学家和农业部的官员，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讨论。
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1999年，中国进行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之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现在，很多科学家相信，中国的谨慎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转折点。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世界将为之震动。”一位长期关注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说。据本报得到的独家消息，在会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贾士荣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与其他几种转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现在，会议结果已上报农业部。
正在此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本报独家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有无健康风险：一个愚蠢的问题？
不久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建议，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而黄季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这个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而12月1日，在北京，“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施鹏翔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项目官员，几年来，他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回答：“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贾士荣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正在参与商业化种植申请。他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他举了个例子：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他与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一样，喜欢用这样一种说法：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而且，包括常规育种技术生产的食品在内，没有一个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是安全的。
薛达元研究员也不同意贾士荣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他自198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一些生态学家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原因还在于担心它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库，但贾士荣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有环境安全报告，而且，批准时，中国采取慎重态度，一个省一个省地批，确保转基因水稻品种不外流。”
但是，作为反对派的薛达元有不同的结论。他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不会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可能完全是一句空话。
薛达元强调，他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更重视风险评估。“安全和管理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们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他发出疑问。
商业化生产的动力是什么？
假如有关争论仅仅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那么它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支持转基因稻米生产的科学家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就反复强调，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因为农药施用量减少，环境也能得到改善。种植转基因水稻符合国家利益，是转基因科学家们的一致说法。
但反对派们则把目光透视到了这些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身后，甚至他们的钱袋。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就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并得到好处。二、许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而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现在全球只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就是美国公司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绿色和平”认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中国。在前几年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已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绿色和平”认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推动者中，也似乎能看到国际大利益集团的影子。如果中国能打开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既然你们能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不可以种转基因大豆？”而且，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包括农业大国印度，也将对美国门户大开。
9月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大豆产业应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说，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缴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说：“有很多组织希望中国跨出这一步。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有大的利益集团，方方面面在影响它。因此，这本来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却发展成高度紧张的局面，令国家决策层都在关注它。”
科学家的角色冲突？
那么，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科学家到底有没有私利？
施鹏翔认为，12月2日“丰乐种业”的飞速涨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公告：“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
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获得通过，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施鹏翔说。
这样的范例在中国已存在。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专利入股，使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一位创世纪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报，郭三堆本人的股份占6.6%，在最近转让了部分股权后，仍掌握着5%的股份，目前来看，即400万元。“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这位负责人说。
在此之前，郭三堆曾经批评绿色和平：“他们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虑农民死活。”
而现在，“绿色和平”批评转基因科学家们：他们关心的并非只是冠冕堂皇的“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也许，他们更关心自己的钱包。
“绿色和平”在调查中，还发现了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支持者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大力呼吁转基因水稻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其夫人是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所在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同时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
如果黄季焜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功，那么，贾士荣是受益者之一。黄的夫人及其本人是否得益，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联想。
对此，黄季焜告诉本报，他的大部分支持转基因的文章写于1999年至2001年，而他的夫人是2001年才参与那家公司。
而一位科学家则回忆说，黄的很多有影响的鼓吹转基因的文章，是2001年以后才发表的。这与黄的说法有出入。
“绿色和平为了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东拼西凑一些所谓证据，非常可笑。”黄季焜说。
黄季焜说，他还曾专门提交报告，提出“创世纪”这样的公司不应该如此运作：“科学家创立公司，又是科学家，又有商业利益，是不好的。”
对此观点，绿色和平完全同意，可是，施鹏翔说：“按照这个逻辑，黄的妻子是不是也应该避嫌？”
而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
而且，他申请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委托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来做环境影响评估。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贾士荣与彭于发是多年的研究伙伴。贾士荣对本报说，他与彭于发的确一起写过文章，反驳“绿色和平”的“转基因作物将污染环境”的说法。“这有什么错？”他问。
他情绪激烈地反驳说：“这是绿色和平在找碴子。我虽然是安委会成员，但我回避，不参加讨论。再说，我能有什么私利？”
施鹏翔则提出疑问：“在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如果转基因科学家能保证说，第一，不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把种子高价卖给农民。第二，不会把专利高价卖给企业，不会在向农民出售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收取专利费，那么，绿色和平无话可说。”
“绿色和平”之所以持强烈的质疑态度，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技术会被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但是，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基本上属于国家，与国外不同。”然而，贾士荣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其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12月8日，贾士荣告诉本报，他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贾士荣的转基因水稻得到批准，美国人将来会不会对中国农民收取专利费用？12月8日，在本报对贾士荣的电话采访中，贾士荣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说：“那是商业化推广，具体再谈。”
中国的科学家在此之前经常进行“民族主义”表达，说发展本国的转基因技术，会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
而“绿色和平”否定这种说法。施鹏翔说：“那些科学家们自己也说，‘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孟山都’。从转基因棉花的例子来看，他们要是变成了中国的孟山都，一样会垄断种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与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没有差别。”
而且，他说：“中国的状况会比孟山都更坏。因为国外的大公司是用自己的钱研发的。而我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研发出来的产品却被科学家排他性地垄断。最后，公众的钱，变成了私人的利益。”
“绿色和平”提出，转基因水稻在科学上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管理上又有很多漏洞，作为对人民负责的科学家，对科学负责的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加慎重？
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
一位科学家告诉本报，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结果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
“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别人‘不懂！’”薛达元说。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只有以势压人，慢慢地，别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本报在采访中，找到的安委会中的食品安全专家，大部分都不愿说话。有位环保专家告诉本报，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有些结果还不敢对外公布。然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我们以后还要吃饭呢。”一位生物学家甚至这样说。
薛达元认为，目前就转基因水稻的讨论很不正常。“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是极少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他说，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才能进行种子生产。“但那些人想早一点，现在安全证书还没拿到，就开始了尝试。”
而且，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但是，他认为，好在农业部的管理人员头脑还比较清醒，一直比较谨慎，并且希望有些争论。“现在争论太少了。”
对于自己的主食将要被改变，中国的大部分公众并不知情。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对此的解释是：“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民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而施鹏翔说：“这样的逻辑太极端。我们没有要求全民公决，但你的科学报告可以公开。你们的报告不但不向公众，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学家公开。我们要的是知情制度，而不是全民公决。”
施鹏翔认为，如果说普通公众不懂转基因技术，就不得参与转基因决策，只有那一领域的科学家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霸权。
12月7日，主管此项工作的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这个会议的结果还没出来，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科学家这次似乎占到了上风。贾士荣的抗病转基因水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并非没有争议。
12月8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稻科学家告诉本报：“对于白叶枯病，传统育种技术已经成功地解决，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未可知风险的转基因技术？”
据本报得到的内部消息，这个会议的大部分人员支持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但这不是最后的决定，仍需经过部级联席会议的讨论。他们将决定，中国人是否在世界上第一个吃上转基因大米。
转基因在美国遭到阻击
———专访“绿色和平”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教授
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向媒体公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是由两位英国科学家完成。
11月30日，作为绿色和平的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教授从美国来到北京，向媒体解释这份报告。当天下午，她在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接受了本报采访。杜琳·斯德宾斯基同时担任美国缅因州大西洋大学的全球环境政治学教授，在过去的15年里，她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农业和基因工程安全方面的研究，同时在国际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和生物安全领域进行倡导和呼吁。
生态学家的压力
记者：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一般人认为，美国支持，欧盟反对，中国处于十字路口。那么，在美国，人们是不是已经完全接受了转基因食品？
杜琳·斯德宾斯基：科学家基本分作两派，一派是属于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的，他们研究开发转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态学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但是，在十几年前，大学等研究机构给生态学家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发出声音。但现在，生态学家们已经越来越敢说话，声音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发现自己的同路人越来越多。
记者：大学为什么向生态学家施加压力？
杜琳·斯德宾斯基：因为大学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于是越来越依赖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经费，因此，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科学家对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在大学里，生物技术研究掌握的科研经费相当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大学里的影响力，比生态学家要大得多。
要谈这个问题，也不能脱离科学背后的政治因素。最近这些年来，美国大的农业化工公司与搞生物技术的人拧在一起，比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原来就是农药公司，现在转成了生物技术公司。这样大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利益集团关心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如何扩大自己的赢利。
记者：你们一直批评“对生命的专利”这一法律规定，认为掌握专利的生物学家和生物技术公司成为“生命海盗”，把人类共享的资源变为私人和企业的产权。是不是这个法律规定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杜琳·斯德宾斯基：这是转基因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在1980年“戴雅蒙对查克那伯迪”(Diamondvs.Chakrabarty)著名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一种能消化油脂的细菌有机体可以成为专利品。这个判决建立了生物可以成为专利品的先例。从此以后，生命工业(lifeindustry)公司开始了对微生物、基因、细胞、器官、胚胎等基因资源和转基因动植物品种的专利控制，这就是“对生命的专利”。
这个判例对美国影响巨大。很多做农业化工的大企业开始吞并种子公司，这样可以获取专利，农民要种植时，必须向他们购买种子，而且，不许自己留下种子，以作来年之用。
大学里的科学研究也受到很大影响。以前，科学家在大学里收入不错，但不要梦想成为百万富翁。但现在不同了，生物科学家可以拥有专利，成立自己的公司，或是将专利卖给别人，自己成为百万富翁。这一利益驱动，在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美国没有主粮进行转基因商业化种植
记者：目前在美国，有没有主粮作物进行了转基因商业化种植？
杜琳·斯德宾斯基：至今没有一个主粮进行转基因商业种植。美国大面积种植的只是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木瓜，都不是人类的主食，而且，大豆和玉米主要用于饲料。美国人吃的食品，的确有一部分属于转基因食品，但一丁点的转基因大豆油、玉米粉，跟你面前的一整条面包、一大盘意大利面全是转基因食品，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小麦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主粮。孟山都公司曾向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提出申请，进行转基因小麦的商业化种植，但遭到农民协会的强烈反对。农民团体发出公开信，要求孟山都公司撤回申请。因为农民清楚，转基因小麦根本没有海外市场，欧盟和日本将拒绝进口转基因小麦，转向其他进口来源。加拿大政府看到国内一面倒的反对声音，加上环境风险的考虑，极可能作出驳回申请的决定。孟山都公司认为，如果被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政府驳回，那对他们极为不利。于是，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同时从加拿大和美国政府撤回了申请。
记者：这么说，在美国，转基因食品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杜琳·斯德宾斯基：是的，转基因公司一直遭到反击，而且反击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一年来，加州有3个县进行了全民公决，决定禁止在自己的县里种植转基因作物。这是从欧洲学来的。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将自己的地区划为“非转基因净土”，现在这种方法也传入了美国，而且会继续传播开去。有一家美国企业在加州做一个药用转基因水稻的田间试验，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对，被农民们踢出了加州，转到了密苏里州。现在，加州农民已在接触密苏里州的农民，让他们警惕这个公司的行为。
记者：美国的转基因科学家和转基因生物公司，是不是很希望看到中国的转基因水稻能够商业化种植？
杜琳·斯德宾斯基：那当然。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人经常拿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的例子到处宣传，说发展中国家从转基因棉花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中国再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那会是他们很有力的宣传武器。再说，转基因小麦的商业化种植申请失败后，还没有一种主粮是转基因食品，他们很希望看到有一种作为主粮的转基因作物被广泛种植。
目前来看，因为水稻的种子市场比较分散，国外大的种子公司还很难从中国稻种市场上得到直接利益，但是，大企业的目光是长远的，从转基因小麦的申请失败来看，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害怕他们推出的产品，再遭到农民和政府的反对，因此，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科学家来推动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由中国科学家本身来承担风险。一旦商业化种植成功，这些大的外国生物技术公司再来染指这个产业，通过大量收购有专利权的中国生物公司，来垄断种子市场。
转基因水稻的安全隐患
通过转基因技术，科学家可以将某个基因从一种生物中移植到另一生物，使受体生物出现一些特殊的性状。例如：科学家将北极鱼的基因移植到西红柿身上，使西红柿可以抗寒；将人类生物激素基因移植到鲤鱼身上，使鲤鱼可以生长得更快更大；将土壤微生物的毒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身上，使水稻可以抗虫，就成为转基因水稻。
对转基因作物，长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与环境污染风险。据“绿色和平”提供的资料，国际消费者联会(中国消费者协会为其附属会员)表示：“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所以，联会要求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停止新品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推出市场，直到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评估完成为止。
绿色和平项目官员施鹏翔说，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论点认为转基因作物在推出市场前的营养成分都经过安全测试，所以与常规食品同等安全。但这些测试基本上都是通过短时间内(如三个月)用转基因水稻和天然的水稻分别喂养老鼠并比较结果而获得。然而人类却是年复一年地以水稻为主食，“吃了1个月可能没有问题，但谁知道吃了10年、50年、100年有没有问题？”他说。
在环境污染方面，据绿色和平提供的资料，最近美国生态学会证实了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包括转基因作物本身可能出现杂草化，使农药使用量增加；转基因作物可与其亲缘相近的栽培种或野生种之间通过花粉传播而发生基因交换，而使外源基因漂移到亲缘相近物种中，从而破坏作物遗传多样性；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田间非靶标害虫的上升，产生新的虫害和病害等。
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薛达元研究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知名专家，他说：“转基因水稻将威胁中国的稻种资源。”
转基因水稻可能透过基因流向栽培稻、杂草稻和野生稻转移基因，危害这些栽培品种或野生种的遗传完整性、遗传多样性和生存能力，对现存的传统栽培水稻造成污染。一旦基因污染出现，中国传统的稻种资源宝库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绿色和平组织项目官员施鹏翔说，类似的基因污染已经发生在墨西哥，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地和遗传多样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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