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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建一个边贸市场，越南就在对面搞一个对等口岸，它们就像一个个“桥头堡”，是中国和越南商家的必争之地
2004年夏,中越边境的广西段“硝烟”再起。与20多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和平硝烟”。开始于2002年10月的中越边境勘界排雷行动进入第四勘季排雷作业,200多名排雷官兵为保边境和平,日夜奋战在雷场。
2004年10月17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中越边境曾经是面积最大、受害最重的雷区——广西凭祥，沿着当年的雷场，出友谊关(即镇南关)进入历史上的越南军事要冲——谅山。这一中越历史上最敏感地带的穿越之路，折射出两国和平、改革和发展的共同路径。
踏破地雷阵的“先驱”
在凭祥卡凤村的中越铁路道口旁，记者找到村里的理发师黄雪明时，他正在他的露天理发摊盘腿而坐。说他这种是坐姿有些名不符实，因为地雷让他失去了右腿。20年前，他是一个健步如飞的小伙子。仗着脚力好，翻山越岭地为越南人送货挣钱。1984年农历腊月二十下午一点半，他和几个村民像往常一样背着布到山对面的越南去做生意。在边境附近，他踩响了地雷。那一年，他刚好20岁。
黄没有接记者递上的玉溪烟，而是慢悠悠地给用矿泉水瓶自制的烟筒点上火。“很多人比我更惨。20多年来，我们卡凤村被炸死了几十人。大都和我一样是在给越南人送货时踩上地雷的，也有在开荒和砍柴时被炸的。”
“1983年中越边境的硝烟未散，双方的边民就在边境山坳口自发形成互市点，使昔日的雷场变成了两国商品交易的商场。”广西南宁地区行署副专员磨长英说。
卡凤村党支部书记余胜春回忆，从1984年开始，全村大约80%的村民都参与了与越南同登镇的民间自发边贸。“能去的都去了，越南那边特别需要中国的布匹、糖精、电视机、收录机、手电筒等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再把越南的龙眼、铜、黄金这些东西运回来卖。每次都要背上50公斤的货，这样一来一去，一天能挣100块钱，”他说，“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与卡凤村相邻的隘口村，靠卡凤人在前面踩出地雷阵，他们在后面做销售也赚了钱。卡凤人卖到越南的货物由他们负责到南宁采购，卡凤人带回中国的紧俏商品，也由隘口人销售。隘口村可以说是中越民间边贸的第一个交易市场，成了靠做中越边贸最早富起来的凭祥村庄。
从雷场到市场
弄怀和浦寨是凭祥两个最大的边贸市场。一进弄怀市场,但见成百上千家拉闸门式的商铺在马路两边延伸,一眼望不到头。
弄怀市场管委会人员介绍,这个市场的前身是1989年3月开设的一个边民互市点。1997年,凭祥市政府决定把这个边贸点迁到离越南同登镇仅1公里的弄怀。那时,弄怀还只是一个住着10户人家的小山村。
走进那些大小不足二三十平米的商铺，卖什么的都有:服装、卫生用品、电话、电视、电风扇、VCD等等。“别看我们店面小，这只是跟越南人打交道的一扇窗口。其实每家背后都有一两个大仓库。”客商们这样解释。
弄怀市场管委会主任莫炳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和越南对等的边境口岸相比，弄怀市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还至少间接救活了600家濒临倒闭的国内企业。”来自广东汕头的马强辉一人就拯救和给养了他家乡的20多家企业。“我给家乡修上了水泥路，建了自己的加工厂，还有很多厂靠我给它们出货，我现在是家乡最受欢迎的人。”马老板得意地说。
1993年时，马老板在汕头的家庭小作坊难以为继。“那时，家乡生意不好做，偶然听说广西凭祥这边的对越边贸已经开放了，就过来碰碰运气。”“刚来时条件很艰苦，没水，没电，没车，去南宁提一次货要走几里山路，店铺也是由破木板搭起来的。这一带都是雷区，经常听到地雷的爆炸声，然后传来的消息说又有人或畜生被炸死炸伤了。我当时都想撤走。”
但他还是挺过来了。随着生意的步步壮大，马老板又先后鼓动几十个潮汕人一起来做生意，并办起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和物流公司，“去年由于越南方面放宽了关税，是生意最好的一年，文胸卖了几千万元，再加上两个公司，做了一个多亿。”
1992年，凭祥另一个边贸市场蒲寨也建立了中越贸易关口。相对于个体为主的弄怀市场，蒲寨的贸易现在多以公司为主，从越南进口也比较多，很多货物要从浦寨运往凭祥，再由凭祥运到全国各地。
“这两个市场都紧挨着边境线，原来是最危险的雷区，为了发展边贸，排雷时动用了几十吨炸药，”一名当地人说，“直到前年这里仍在不断排雷，友谊关海关的窗户前年排雷时还被震破了。”
近年来，越南也盯紧了中越边境的商贸蛋糕。最明显的变化是，作为中越边境线上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浦寨今年被一条国境线之隔的越南谅山新清市场夺取了风头。让浦寨市场管理人员感到头疼的是，不少原来在浦寨经商的中国商人都已经转移到新清市场去了。
莫炳耀说，“只要我们建一个边贸市场，越南就在对面搞一个对等口岸，它们就像一个个‘桥头堡’，是中国和越南商家的必争之地。越南的口岸由国家投钱通公路，当作国家口岸来建设。国家扶持力度比我们更大，政策比我们更优惠。”
边贸转型的阵痛
上世纪90年代初，中越双方贸易逐渐放开，配套的扫雷工作开始实施。越南人大批到广东、浙江等外地客商集聚的弄饶、蒲寨两个边贸点进货。因为资金少，也没有广东商人和浙江商人的进货渠道，没有竞争力的卡凤村和隘口村这种原始合作的方式迅速解体。
现在，卡凤和隘口两村的村民除了一部分又回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大多数第一批的中越边贸开创者在给那些来做边贸生意的广东人或浙江人打小工或做翻译。
一位基层政府的书记说:“国家边民贸易上限为6000元的标准，使得一些老板每天收购上百张边民证做一次生意，边民本身没有实力做老板，靠卖边民证挣钱。”
凭祥像大多数发展到一定规模的边境口岸一样面临着边贸向国贸的转型。“作为边民，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做国贸。今年年初边境小额贸易的关税减半政策已经取消，实行全额征税，这也引起了人们对部分边民会不会返贫的忧虑。”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想就此问题采访凭祥市雷多荣市长时，得到的答复是市长正为边贸问题到北京“跑政策”去了。
专家认为，如果仅依靠边贸，两国的经贸合作仍将停留在规模较小、水平较低的层次，更不可能发挥出中国—东盟市场的潜力。对于凭祥等一些边境地区来说，是一个特殊、优惠的边贸政策独享时代的终结，一个竞争、规范的双赢战略时期的开始。经济学专家白津夫认为，凭祥等边境口岸经济建设将可能是围绕成为贸易中心、物流中心、服务中心等展开竞争。
凭祥市宣传部副部长张杨认为，原先简单粗放型的边贸方式已经不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市场竞争了，从边贸往国贸发展是大势所趋。他说，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交易手段更加便捷快速，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将不复存在。凭祥的“边贸时代”过渡到“国贸时代”的进程已经不可阻挡，凭祥需要抓住转型的机遇，继续发展，发挥中国到东盟最方便快捷大陆桥的作用，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对政策等、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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