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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做法虽不算创新，但毕竟它针对的不是某个个别部门，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小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首先指出，包括浙江在内的有些地区，为加大反腐力度推出这项做法，其出发点应该是好的，但由于新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新制度的受益者，其公平、公正性由此可以想见，更重要的是，这种“本质上是为公务员变相加薪”的廉政保证金制度，一旦推行，保证金的资金来源、保证金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都将不明不白。涉嫌侵犯个人财产针对浙江省慈溪市和杭州下城区，将要在本地区全面推行“廉政保证金”制度，浙江本地一家媒体报道：即将实施的廉政保证金制度，主要以公务员个人负担为主，单位则按照一定系数贴补，个人负担部分以及单位贴补的系数是按照工龄、行政职级等因素确定。
“将公务员的工资扣除一部分作为保证金的做法，缺乏法律根据。”杨小君根据保证金的基本构成，向记者解释：公务员的工资是公务员工作的合法收入，属私人财产。“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的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剥夺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个人的合法财产，这是一项法律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起码准则。”杨小君认为，廉政金的做法虽然并没有完全剥夺公务员的收入，但是它限制了个人对其合法财产的使用、支配、处置，按照法律上财产所有权的观念，这就是对个人财产权的限制。
如果谁要限制或剥夺个人的合法财产，必须有法律根据，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对个人财产进行剥夺、限制，尽管可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和目的，仍然属于违反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也侵犯了个人的财产权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谢庆奎教授说：“对个人财产进行剥夺、限制，应相当慎重，不宜推广。”
为公务员变相加薪将单位的行政经费作为廉政金的一部分，这种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专家也有自己的看法。
“用机关单位的行政经费来为公务员个人行为作保证金，在法律上是荒唐的。”杨小君分析认为，法律上的保证金，应当是行为人个人的财产经费，用自己的财产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作保证，而政府财政的来源是靠公民纳税，廉政金所加大的这部分财政支出，是经过了人大的审议，还是政府单方面的决定？而且，单位的财产，作为体外循环资金，为个人的行为作保证，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起不到真正的保证作用。
“所以，廉政保证金的做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已经将单位的行政公款，变成个人财产，再用这笔已经属于个人的财产来作保证。”而机关的行政经费，是用作机关正常工作和运转的经费，是公款。将这部分用作办公费用的经费，以“廉政金”的形式发放给个人，实际上是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的行为：“公款变成了私款，违反了现行的财政纪律和财经制度。”这是一种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涨工资”，是机关单位将行政经费拿来“涨工资”。
制造新的不平衡无论是这次的浙江“廉政保证金”，还是以前的形形色色的“廉政奖励金”，总体上看都是出自“富裕地区”或者“有钱单位”，这不免让人认为“廉政保证金”是有鲜明的重金特色，其一旦合法化地存在，将有可能是从制度上对公务员“贫富分化”的默认，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认为，如果使公务员脱离其他劳动者成为高薪族，变成社会的特殊阶层，那么，在现阶段反腐败任务没有胜利完成的情况下，很可能拉开政府与普通百姓间的距离，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支持“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则指出，因为公务员廉政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提倡道德自律上，一定要有类似“廉政金”的制度性制约，违法违纪就应当取消其原有的一切利益，以体现制度的刚性。赞成廉政金的观点认为，中国内地可借鉴新加坡、香港政府的高薪养廉措施。
但是，反对者认为，借鉴新加坡、香港政府的高薪养廉的观点，忽视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存在的差别。“当然，在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廉政金或许不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波动，但如果在经济贫困地区，在下岗职工呼唤就业权、生存权，在农民呼唤减轻负担渴望温饱的地区，我们即使不去预想是不是会增加矛盾，但仅仅就从良心上讲，似乎也有不妥。”杨教授说，这种将经济利益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的做法，是防腐倡廉的一种新的有益探索，其方向值得肯定，但是，“方向正确并不等于这种具体方法就是正确的，更不等于它与现行法律制度和财政制度就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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