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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杨振宁的2004年，他彻底完成了从科学家到公众人物的身份转换，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近半个世纪后，杨振宁再次成为轰动的新闻人物。
2004年是他回国定居的第一年，他来到清华大学给他准备的两层小楼中颐养天年，他给这个小楼起名叫“归根居”。
是的，他选择了此时回国。他没有像钱学森和邓稼先一样，选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回来，帮助中国造原子弹。那么，他对当今中国的贡献又是什么呢？
2004年，82岁的杨老先生做了两件大出风头的事情。
不要把人道与天道掺合在一起
从整个年度来看，由杨振宁掀起的最大的一场讨论是他对《易经》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质疑。
在9月下旬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中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有两条路，一条是归纳法，一条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而受《易经》影响的中华文化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
他说，在中华文化里，“天人合一”的观念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们合在一起。
杨振宁的观点引来“砖头”无数，在被大量国学、易学专家指出很多“常识性错误”后，一场“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终于爆发，甚至推动了捍卫中华文明的《甲申文化宣言》的出台。
事实上，杨振宁可能不知道，他伤了许多人的心。近些年来，中国人对《易经》以及由《易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推崇已到了极致，不少人论证出，《易经》包罗万象，总结了从计算机二进制语言到量子力学的一切现代科学规律，是西方现代科学的鼻祖。藉此中国不仅可以在文化上超越西方，并且还可以在科学上超越西方。
因此，杨振宁说出有损《易经》的话来，就好像他已不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了。
而杨振宁引起的更大争议，是2004年12月，随着一段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黄昏恋情浮出水面，他终于从一个众所推崇的科学家，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不管懂不懂物理学，懂不懂《易经》，只要是中国人，都在谈论杨振宁。而杨和他那位以他为硕士论文课题的28岁女朋友却保持着科学家的一贯冷静，再一次把“天道”与“人道”分开。
但中国公众认为高等动物的生理需要或感情需要就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这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礼教文化的严重背叛──如此不顾身份，如此违背伦理，如此有悖五常，因此又一次招致了大批的“砖头”。道学家们把他与默多克相比，总之是认定杨老先生不再是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一分子，他太“西化”了。
心中的道德与头顶的星空
有着一颗纯真中国心的杨振宁一定感到委屈。一个月前，在山东大学做客时，他还在高唱父亲教他的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而在此之前,他曾点名批评李柱铭，指其当时到美国参议院“作证”的行为既不应该,也不明智,有害于香港。面对千余名赴京参加“全国台联2004年台胞青年夏令营”的台湾大学生，杨振宁则动情地说:“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
杨振宁没有想到的仅仅是一点：东西方文化会在21世纪仍有那么大的冲突。在1957年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上，他曾自信地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地，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但对于现代科学，以及对于催生现代科学的西方文明，中国人自有一番认识。中国媒体总结出的中国2004年科技突破，其实主要是一些工程技术，媒体称都是“看得见用得着”的发明，而它们几乎都与提升民族自豪感有关系。而西方媒体评出的2004年国际科技突破，基本上却是至少在眼下“看不见也用不着”的，比如火星上发现水、发现史前矮小人种、原子凝聚态研究、垃圾DNA研究、成对脉冲星的发现、识别水中肉眼难辨的生命形式等。这也许便是杨振宁称道的“天人不合一”。而他本人的那个诺贝尔奖，当年更是“看不见用不着”的──在中国，说得清宇称不守恒的人至今也没有几个。
杨振宁归来，解决不了中国人文与科学分裂的问题，也拯救不了中国人的科学理性危机。中国的文化学家和文学家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科盲部落，而中国的传统科普人仍忙着与科学文化人争论谁代表正统。2004年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创造诺贝尔奖的土壤。不知道杨振宁的“反叛”能否引发耕耘，这关系到杨本人的一个预言的实现:中国在21世纪变为世界第一强国，而这需要真正的科技。
但事实上，有一点还需要提醒：在顶尖科学家风光无限的时候，在杨振宁们可以随便说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中国大多数的科学家还在为了生存和温饱、为了房屋和职称而工作，一旦没有课题支持，他们的生活将无所依赖，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冒着名誉风险动上一点额外的小心思。而据中国科协上世纪90年代统计，中国的“算命工作者”的数量是中国科技工作者数量的一倍，他们都还要靠《易经》占八字吃饭。
自然了，这样一来，许多人既顾及不到心中的道德，更不会去看头顶的星空，从而也就无法进入杨振宁“老夫聊发少年狂”、只知天道不知人道的忘我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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