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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母舰的应用，是20世纪舰艇发展的伟大成就。我国对航母作过可行性研究，我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后来到总参谋部工作，在1980年5月访问美国时，主人安排我们一行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可以说，正是航空母舰的出现，把海战的模式从平面推向了立体，实现了真正的超视距战斗。自它问世以来的80多年间，几经波折，最终发展成为今天这种舰机结合、攻守兼备、机动灵活、坚固难损和高技术密集的多球形攻防体系。今天，它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术武器单元，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也是一个能抛核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世人眼里，它被视为综合国力的象征。它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各国军事战略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以往，我只是从“外围”观察和思考航空母舰问题，1982年，我当了海军司令员，航空母舰在我心头的分量，自然大不相同了。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随着海洋开发事业和海上斗争形势发展，我们面临的海上威胁和过去大不相同，要对付具有远战能力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海军的实力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我们的海防边疆辽阔，却只有中小型舰艇和短程岸基航空兵，一旦海上发生战事，有时只能望洋兴叹。发展航空母舰，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很遗憾，当时国家经济力量不行。1984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我讲过：海军想造航母也有不短时间了，现在国力不行，看来要等一段时间。
两年后，听海装领导汇报工作时，我又一次提到：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我说，苏联搞了30年。开始，在造航母上也有不同意见，苏共中央不下决心干，但是苏联人民要航母，不久他们还是干起来了。现在看来，防御也需要航母。我的这些想法，海装领导很快向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做了传达，并一同开始了组织论证工作。
1986年8月，听海装和论证研究中心领导汇报工作，我向他们交代了开展航母论证的任务。我说：“航母怎样造法，是海军全面建设的事；是直升机航母、护航航母分步造，还是直接造护航航母，要好好论证一下。”
11月，我主持召开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军内外领导和著名专家。不少同志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收复南沙、台湾回归等战略任务的需求出发，建议海军发展航母。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1987年1月，召开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请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的有关领导到会。会上我又提到，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无论是攻击型的或是垂直短距离起降的，都是为了解决防空和海上攻击问题，都在注意发展。美国、苏联都在大搞，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英国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搞，日本因为是战败国，宪法不允许搞，但搞起来也容易。过去就很有基础，现在技术、生产能力都很强，说搞就很快能搞起来。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要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我们搞航空母舰，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苏联比赛，主要是用于解决对台斗争需要、解决南沙群岛争端和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任务，平时还可以用于扩大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影响。显然，海军有了航空母航，海军的质量就将发生大变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提高，有利于提高军威、国威。所以，我要求研究人员，应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去进行研究论证。
1987年3月31日，我向总部机关汇报了关于海军装备规划中的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一是核潜艇。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海军核心力量的建设，是关键性问题。这两项装备搞出来，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这两项装备不仅为了战时，平时也是威慑力量。
这次汇报中，我向总部同志详细分析了两大问题的需要和可能：
关于航母问题，当时，我们对海上机动编队只考虑到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但进一步研讨后发现，这个编队如果没有空中掩护，无法到岸基飞机作战半径以外作战。后来在研究台海斗争时，我们又发现，使用岸基飞机非常浪费，因为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就要很多。我们还分析，不发展航母，海军还是需要发展驱逐舰和护卫舰，靠它们组成海上机动编队。如果发展了航母，这些舰艇既是护卫航母编队的舰只，也是海上机动作战的舰只。在现代条件下进行海战，没有航空兵作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如果发展了航母，并不需要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飞机的性能有所不同，飞机的价格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很多。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至于技术上能不能自力制造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经与航空、船舶等有关工业部门领导、专家研究，他们认为，条件基本具备。当然，有些特殊装置需要认真对待，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接着说，我们设想，对航母的发展，“七五”开始论证，“八五”搞研究，对平台和飞机的关键课题进行预研，2000年视情况上型号。这样安排，第一，从经费上看，在当前和分摊在今后每年中，并不需要花太多钱。第二，从技术上看，发展它是有各方面好处的，可以带动国家和国防需要的有关技术的发展。第三，预研过程中，可以对航母的战备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摸得更透，有利于作出最后的科学决策。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国防科工委组织科研单位和海军装备系统开展了有相当深度的论证研究工作。
航母论证过程中，我多次听汇报，强调要充分对比论证使用航母、舰载机与使用陆基航空师、加油机、岸基飞机的作战效费比。后来我到中央军委工作，继续关注航母问题，要求国防科工委和总参装备部，在航母的发展上要把预研费、研制费、装备费结合起来，统筹安排。要和既定的舰船、飞机、武器、电子装备发展规划结合，而不是都挂在航母大项目里专门安排，搞大规划，使上级无法研究。我明确交待，列计划必须由中央军委讨论。
那时，我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国防工业部门，也从俄罗斯聘请了航空母舰设计专家来华讲学，还引进了部分设计技术资料；航母上关键配套的预研，有了一定进展。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也都反复组织对考察、引进、预研的分析、论证、评估，这些工作，使军内外领导和专家加深了对航空母舰和舰载机大系统工程的认识。
航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海军能遂行海上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核心。建造航母，是国人一直关心的事。我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完善的武器装备体系，不能不考虑发展航母的问题。但航母的发展不只是一个海军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战略和国防政策的大问题，一定要从综合国力和整个国家的海洋战略全局出发，准确定位，慎重决策。
今天，我已经退出工作岗位。欣慰的是，对于我国的航空母舰发展，我尽了一些谋划的责任。
(摘自《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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