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撰写《资本经营》《资本扩张》两本经济学专著而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郭元晞最近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跟以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学者，同时又曾经担任过四川省德阳市副市长的郭，在学界文化和官场文化的转化间感受到的矛盾与冲突成为这次他被关注的核心原因。郭把他的市长经历写成了一本名为《市长手记》的书，他说，这本书“真实再现了一个市长的官场人生”。
郭在担任市长期间，经历了黑帮追杀、群众批斗市长、非正常的官场斗争等典型事件，从个体意义上来说，郭的经历也许对于时代断面上的市长们，有某种“标本”价值。
1998年5月，郭元晞从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的位置下派到德阳担任副市长，在此之前，他的学术身份是“博士生导师”，“弃文从政”后根据专业特长，他分管工业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安全生产等工作。2003年1月，在一届市长任期满后，他又回到了学校从事“自己擅长的”经济研究工作，完成了从学者而官员、从官员而学者的角色转换。对于这次“轮回”，对于郭来说，无异于一次真正的生命轮回。
郭元晞决定将这一段经历写下来，“实打实地将地方党委、政府的运行和对问题的处理纪实地写作”。让人们看到一个最真实的市长，真实的官场，而本书的写作，是站在“给基层政府和研究者提供参考，以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提高政府执政能力”这样的高度来命题的。
卸任反思与官场纪实
记者：你是一名学者，又做了4年零9个月的副市长，你写这本书是想证明什么吗？
郭：我不是赶风头，更不是想通过出书，想捞取什么。如果不写这本书，我在德阳的4年零9个月就白去了。因此我还是把它交给了出版社。
记者：你在书中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郭：不是披露，而是建议，给执政者提供参考。
记者：我注意到，你特别在书名《市长手记》后加了一个副题：“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经济学思考”。
郭：《市长手记》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纪实作品，是真实的人和事。不光披露问题，还有一个学者进行的深入分析。
记者：你的初稿写好后，还专门聘请了律师事务所为你做顾问，这是很少见的。你考虑过这本书正式出版后，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郭：正因为这样，我才在写作结束后，专门聘请了律师对书进行把关，对一些不宜现在公开的、可能会给我造成麻烦的事件和人物进行了过滤，初稿写了40多万字，在律师和出版社的建议下，我把其中9万字删掉了，删掉的内容很精彩。但不排除我会把这些内容写进第2本书中。现在公开出版的内容，从法律上站得住脚，所写的都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都有据可查。至于书中为什么大量的人都没有点名字，也是律师的意见。好事情都点出了具体人物的名字，坏事情都没有点名；企业领导都点了名字，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没有点名。
记者：4年零9个月的市长生涯，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在德阳4年零9个月，最大的感受是当官很难，当一个好官更难，不如做学者轻松。
记者：你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和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郭：作为一名政府官员，考虑的问题更实在，比如想做什么事情，要考虑这样做行不行，合不合规律，会有什么后果，百姓会怎样看待你的决策？作为学者，考虑的问题就要务虚一些，只需要把问题、设想提出来，给政府部门做参考，不需要承担责任。我觉得还是做学问好一些，因此我在德阳的4年多里，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我没有想到要继续当官。
记者：重新回到校园，是对你从政生涯的否定吗？
郭：我不这样看。我把做副市长的经历看成是一次很好的生活体验，对我今后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没有官瘾。我在书中写过：“我不会做官，太不把官场的规矩当回事了，因此注定了我在德阳呆不了多久。”在1999年刚去德阳不久，我就有了这种感觉，因为我跟市领导产生了冲突，是因为川金路集团亏损问题。当时的川金路不仅亏损，而且非常严重，远远超出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想象，但集团老总却对市委市政府瞒报亏损情况，给重组川金路带来被动。我很生气，直接向市领导提出要求处理当事人，但市领导坚决不同意，反而说要把他调到政府当公务员，享受副局级干部待遇。我因此与领导产生了矛盾。当时我就想，得罪了一把手，也注定了我今后在德阳的从政生涯是困难而苦涩的，事实证明了果真如此。后来市领导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下来镀金的。我说，金是镀不了，恐怕你要给我镀一层锈。市领导后来真的把那位老总调到了政府做公务员，享受副局级干部待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