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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共抗日寇的一段佳话
——追溯“韩国国父”金九在华最艰难岁月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921年8月，中共一大从上海紧急迁移至嘉兴举行，中国共产党就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南湖便得“圣湖”美誉。
无独有偶。1932年5月，韩国临时政府也被迫从上海紧急搬迁至嘉兴，并于1935年10月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确立了“韩国国父”金九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意义与我国的遵义会议相似。金九在嘉兴度过了他在华26年多流亡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关于这一段历史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同样富有故事性的是，从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的兴业路向南过自忠路几十米就到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遗址——马当路306弄，两处不过百米之遥。
2004年11月，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在韩国首都汉城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谈到了上述有关历史，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一个月后，记者专程前往嘉兴采访，沿着当年金九在嘉兴的避难足迹，那一段中韩两国人民共抗日寇的历史随即在记者眼前重现。
白凡金九：为独立而战
金九，号白凡，生于1876年，曾因抗日3次被捕入狱，度过了近达10年的铁窗生涯。1919年3月1日，汉城爆发了伟大的反日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3·11”运动遂告失败，但在韩国人民心中却是一个伟大纪元的开始。此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金九也于当年4月来到上海，并加入了刚刚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最初任警务局长，最后任主席。临时政府先后在中国数次“搬家”，最后到重庆。1945年11月，临时政府成员离华回韩。日本投降后，金九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韩国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1949年6月不幸被谋杀。韩国人民以最隆重的礼仪厚葬之。
在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中，金九用他亲身的经历，描述了韩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韩中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真实情感，其中尤其使这位铮铮铁汉没齿难忘的是“4·29”事件上海虹口公园炸弹案以后，他亡命嘉兴的那一段经历——1932年5月到1936年2月——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对金九和韩国独立运动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是金九处于最危难、韩国独立运动处于最低潮之时。期间，金九于1933年5月拜会了蒋介石，从而取得了当时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正式支持。
1932年4月29日，金九指派爱国义士尹奉吉潜入虹口公园日本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大会会场。尹奉吉向台上投掷炸弹，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日本军政要员，尹奉吉被捕壮烈牺牲。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它表明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也大大鼓舞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斗志。事后，日寇疯狂报复，大肆逮捕在沪韩侨和中国人。这时，金九发表了一篇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公开信被中外各大媒体登载。日寇悬赏60万大洋辑拿金九。5月20日，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冒着个人和家人的生命危险，掩护金九和其他几位临时政府要员及其家属从上海紧急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避难，最后使金九成功脱离险境。
情醉嘉兴：尽兴南北湖
为确保安全，褚辅成安排金九单独到梅湾街76号他养子陈桐生家中居住，而其他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则住在离金九住所只有约500米远的南门日晖桥17号，他们多数不知道金九就住在附近。
梅湾街76号为两层建筑，坐南朝北，砖木结构，建于民国初年，建筑面积266平方米，它前临梅湾街，后傍西南湖。日晖桥17号为晚清院落式二层楼房，建筑面积259平方米。
“这是建在(南)湖边的半洋式房子，构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丝厂，风景极为优美。”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写道：“嘉兴没有山，但湖与运河像鱿鱼须似的四通八达，因此连七八岁的小孩子都会撑船。由于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物产丰富，人心淳厚，与上海迥然不同。”
过了一月有余，由于日寇在上海搜捕不到金九，便怀疑他躲至沪杭线一带，并派密探到铁路沿线进行侦察。于是，褚辅成决定让金九到他儿子褚凤章夫人朱佳蕊的娘家海盐暂避。朱家在海盐县城西南方40余里处的南北湖有一处避暑山庄(即载青别墅)，刚好空闲着。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说：“朱氏是褚凤章继室，刚生第一个婴儿，是位年轻美丽的夫人。褚先生只请他太太一人陪我，乘了一整天轮船送我到了海盐县城朱家……在海盐朱宅过了一夜，第二天再和褚夫人一同乘汽车到六里堰，从那里向西南爬五六里的山路。褚夫人穿着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爬山过岭，不时用手帕拭着汗。褚夫人娘家的女婢带者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随着。”金九感慨到：“我看到这光景真想把这场面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但这又怎能办得到呢？若国家独立的话，我的子孙或我的同胞，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意和亲切呢？虽然不能摄成影片，但还可以用文字传下去，所以记下这一段往事以资纪念。”
临青山绿水而居，伴鸡犬桑麻而读，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一种很深的情结。金九避难的南北湖载青别墅，其本意也是读书人缘于向往山野和田园而建，它隐于山林，而其窗外则是粼粼碧水。如今，它已被辟为金九避难处纪念馆，看罢其中展览内容，便可知晓金九和韩国独立运动之大概。
对于南北湖，金九是这样描写的：“此处风景优美，真是名家建山庄的好地方。爬上山峰，可以眺望大海，左右两边是青松和红叶，此情此景，使游客不禁有一种游子悲秋风之感。”
1933年2月，因被当地警察知晓，金九重回嘉兴。金九起先仍住在梅湾街76号，后搬到陈桐生亲戚孙永宝在嘉兴郊外的严家浜老家，但更多的则是与船娘朱爱宝在船上过着漂流的生活。
对于掩护服侍他多年的朱爱宝，金九自称：“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当时我认为一定后会有期，所以除了车资外，没有给她足够的钱，真是遗憾之至……”
那么，金九为何要找朱爱宝这样一位船娘呢？一次，金九单身一人外出被抓，并暴露了身份，所幸由褚凤章保释了出来。褚凤章认为，金九独自一人行动比较危险，最好由一位女士陪伴。金九采纳了建议，但希望找一位没有文化的船娘。当时，嘉兴船娘甚多。至于怎么找到朱爱宝的，没有历史记录。后来，金九还带她到了南京，南京沦陷前，金九去了长沙，让朱爱宝暂时回嘉兴，总以为后会有期，但最终没有，并失去了联络，朱爱宝的故事便从此成了一个谜，无从考证。对此，《嘉兴日报》资深记者、浙江省女作家夏辇生，以浪漫主义手法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力作《船月》。作者笔下的船娘朱爱宝在大运河上，给了韩国开国元勋金九一个漂泊和温暖的“家”，但却不知这个与她生活近5年之久的“男人”究竟是谁。小说在引言中这样写道：“这是谁也看不见，听不到，读不着的日记。日记是用一个船娘手中的橹写在水中的。这水随着大运河的流淌，流淌……至今，已整整流淌了半个多世纪”。此后，夏辇生还创作了其他两部长篇小说《虎步流亡》和《回归天堂》，三部作品被称为“韩流三部曲”，成功地塑造了金九和尹奉吉的文学形象，在韩国产生了极大反响，引起了国际文坛的关注，其中《船月》韩文版荣获韩国政府奖。
金九在嘉兴期间，对韩国独立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前的数十年，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一直从事反日独立斗争。到嘉兴后过着隐匿的生活，因而有时间对以往数十年的抗日独立运动实践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他认识到，抗日独立运动要从韩国的实际出发，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必须团结起来统一对敌；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还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是韩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韩中两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侵略者。
金九儿子：常回家看看
“我个人和中国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在韩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个。我生在上海，在中国读小学、中学，后来又读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在昆明建立的大学)。抗战时，我又参加了中国空军。现在，我经常来中国开同学会。在韩国，我没有一个同学。我的同学都在中国。再说，我们家的三代人，我的祖母、母亲和哥哥，都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所以，我对中国的感情跟一般人不同。我是半个中国人。来中国没有出国的感觉，就像回家。”1995年12月，金九的儿子，曾任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等要职的金信在访问嘉兴时动情地说了这一番肺腑之言。
金信生于1922年，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仅便去世，中国内战爆发后到韩国。从1988年金信首访中国起，以后年年都来，迄今已达30多次。由于这种特殊背景和中国情结，金信后来成为韩中两国建交的民间大使，为韩中两国正式建交做出了贡献。
“当年(1932年)在上海，3元大洋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生活一个月，而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我父亲。中国人民不为金钱所动，从上海到嘉兴到海盐，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保护，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1996年6月，金信第一次来到海盐南北湖载青别墅凭吊时激动地说。他在纪念册上挥笔书写“饮水思源，韩中友谊”八个大字，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一片真诚之心。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以及危难时刻中韩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实物见证，嘉兴金九避难处及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址自1997年开放以来，其影响在韩国日趋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嘉兴寻找他们前辈的足迹。1998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访华期间，意欲来嘉兴，终因诸多原因而未能成行，但委派权丙铉来嘉兴金九避难处题字“韩中友谊”，以表达对中国人民和嘉兴人民的谢意。1999年，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远道而来，只为瞻仰金九避难处。2002年，多名韩国议员来嘉兴参观了金九避难处和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旧址……
一段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重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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