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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竹林、茶室、偏远石矿内，一块地板、一张毛毯就能组成一个简易的赌博窝点。2004年7月起，杭州市上泗郊外突现四大赌博集团。集团为股份制、赌场里实行星级服务，参赌人员出手动辄三四百万元。
赌场老板靠放高利贷获取巨额利润，参赌人员皆为当地生意人和农民。许多赌客倾家荡产，还欠下巨额高利贷。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杭州加快了郊区农村城镇化步伐。许多农民在获得了征地补偿款后，开始做生意。几年时间暴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钱包鼓起来了，空闲时间多了。这些“农转非”的富人，业余文化娱乐生活却没有质的改变。赌博成了他们消磨时间、冒险积累更多资本的一种快捷方式。杭州的标本可以被看作中国境内暗流涌动的赌资需求的一种写照
四大股份制赌博集团
“我被非法拘禁，快来救我！”2004年9月16日晚7时，杭州市西湖区龙坞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求救报警电话。该男子自称被拘禁在龙坞镇葛衙庄的一家理发店里。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将其成功解救，并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俞丰、陈则虎、陆建忠3人。
龙坞派出所民警很快搞清了事情真相。这是一次因欠高利贷过期不还引起的拘禁事件。被拘禁男子姓杨，余杭人。杨某在龙坞一赌场赌博输光了身上的钱后，在赌场里向俞丰等人借了5万元高利贷，随后再次输光，无法偿还。俞丰遂将其拘禁逼其还钱。民警审讯发现，俞丰等人背后是组织严密的大赌博集团。
至此，活跃在杭州市西湖区上泗地区的四大股份制豪赌集团浮出水面。
龙坞赌场：大股东黄金祥，开场次数56，单场最高抽头金额86.8万元。中村赌场：大股东郑洪福、章冬山，开场次数60，单场最高抽头金额82.2万元。转塘赌场：大股东来莉萍、陈长峰、周刚，开场次数3，单场最高抽头金额3万元。瓶窑赌场：大股东陈小根，开场次数40，单场最高抽头金额20万元。
杭州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盘踞在杭州上泗地区的四大赌场，涉赌人员120多人，赌场内流动资金最高时近千万元，是浙江省近年来查处赌资最多、性质最为恶劣的赌博案件。
四大赌场均为股份制集团，组织严密，经营网络健全，实行星级服务。参赌人员有专人联络、转车接送；赌场外有人放哨、赌场内有“跑道员”负责送水递烟，赌徒输光了钱也不用担心，赌场内有老板负责“抛资”(高利贷)，借一万元，最高日利息达到500元。
为了安全，赌场是经常流动的。因此其设施非常简单。上泗郊外的农贸市场、竹林、茶室、偏远石矿甚至甲鱼塘内，只要一块木板、一张毛毯，就能组成一个简易的赌博窝点，有的干脆直接由鸭棚、猪棚改建而成。
赌场实施企业化管理，分工明确。大股东黄金祥负责召集赌博人员；胡朋、潘潮法等人接送赌徒和场外放哨；俞丰、陆建忠等人则轮流上场陪赌，他们的任务是“抛资”——给那些输得一文不名的赌徒提供高利贷。为了防止参赌人员作假和起哄闹事，黄金祥特意从江西请来练拳击的陈则虎等两人充当保镖，又让黄鸿洲管理“抽头费”。按规定对进场赌博的坐庄人员上庄时抽取总金额的5%的费用；坐庄过程中，庄家每赢一万元就抽取3%，下庄时若庄家赢了，每一万元再抽取5%。大股东黄金祥平均一天的“抽头费”在20万～30万元之间。
最赚钱的还是赌场内的“抛资”，赌场内的高利贷每一万元每天要扣取500元利息费，赌场外的高利贷则在100～150元不等。一个“抛资”能在两个月时间里，从10万涨到80万元。
大股东是赌场的幕后“主宰”，他们操纵着赌家的输赢概率，也操纵着赌场资金的流向。赌徒们是很少赢钱的，他们沉浸在一轮轮充满刺激又毫无希望的博弈中，最后被榨干了身上最后一分钱。
一批批赌客，很多是熟面孔，他们大多在30～40岁之间，其中多数人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龙坞赌场大股东黄金祥说，在赌场里一次输几十万元毫不稀奇，赌场里有很多人欠的高利贷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参赌之前，多数赌客都有丰厚的家资。陈小根开办的赌场有一个特点，参赌人员必须具备百万元以上的家底，而且必须要带3万元以上的赌资。因此，四大赌场的大股东手上都有一份名单，上面有上百名有背景的“老客户”，这些“老客户”不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生意人，就是傍着大款的富婆。
另外一个参与赌博的群体是当地一些暴富的农民。
赌博——暴富后的财富增值方式？
“如果不是手中有了钱，又有了空闲时间，怎么会有人去赌博？”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政治处的章官翔警官分析说，杭州人历来有“小搞搞”的爱好，本地盛产龙井茶，茶农们每年都有很可观的收入。上世纪末期，杭州开始全面推进城市化发展，一大批郊区农民获得了大批征地款，他们借这次机遇大富了起来。章官翔和政治处的葛警官认为，郊区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要三倍于杭州市公务员。至于生意人，章官翔笑称：“他们的收入没法说，或许几百万，或许上千万，但只要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一般都有几十万以上。”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长期研究杭州农村问题的冯钢教授向记者描述了那次城镇化进程：当时主要是由村里集体和政府就土地讨价，好多政府领导都是当地人，因此在征地款上大多不是很苛刻。多数“农转非”的村民一下子拿到了十几万、二三十万的征地款。村里将留的10%的开发地，统一建成市场，然后再分给村民，当作商铺经营。“杭州城郊一下子冒出了几千家饭店、茶楼、农贸市场、服装市场。就这样，祖祖辈辈的农民农转非后一下子发了。”
这是杭州郊区农民掘到的第一桶金。离杭州市区不足20公里的典型江南小镇——转塘镇，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月13日晚刚刚下过小雪，转塘镇地面湿漉漉的。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上许多积水。这个小镇的房子多数是二层、三层楼，一些楼房甚至是欧式建筑。街道两边店铺林立，靠近镇政府的马路旁边停了几百辆出租车。包围着小镇的是群山，半山坡上全是茶树。转塘镇境内有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和望江山疗养院。
风景区建起来了，相关的配套设施足了，旅游的客人随之多了起来。本就销量很好的龙井茶一下子供不应求。转塘镇双流村的老李告诉记者，清明前上市的龙井茶价格特别高，一斤茶叶卖到四五千元很平常。2004年，杭州曾出过四两龙井茶叶卖到了500万元的事情。即使是普通的龙井茶也要卖到四五百元一斤，而茶叶一年三季，搞好了，一年几十万元没有问题。“守着龙井茶就不怕没钱花。”如今老李雇人种茶，自己则经营茶庄。
农贸市场、服装市场、茶楼也红火起来了。转塘镇政府党办一名负责人称，这些生意基本不用投资。很多杭州市区人或外地游客，来风景区吃农家饭，喝龙井茶，当地人都是当作客人招待，根本不用缴税。客人临走一般都要买一些龙井茶。当地的建筑业、房地产业也开始兴旺。有生意头脑的人购进了挖掘机做起了建筑生意。当地人介绍说，仅转塘就有1000多台挖掘机，一台挖掘机价值50多万元，一些大老板都有四五台。在建的杭青(杭州——青岛)高速路、郊区的别墅区都需要挖掘机，每年的收入相当可观。
杭州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生态资源和杭州的城镇化战略让郊区的农民迅速暴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暴富之后，“空闲时间不‘小搞搞’，还能干什么？”记者在3天的采访中，问及空闲时间的娱乐方式，接受采访的“农转非”村民、生意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小搞搞”。看电视、搓麻将、打牌是当地“农转非”人的三大娱乐方式。
以前都是“小搞搞”(小赌)，村头街尾、集贸市场、茶叶市场，农民或生意人闲暇时，玩两把，也就是几百元，最多上千元。西湖区公安分局政治处章官翔警官说，近年来，郊区众多人暴富，空闲时间多了，赌博市场大了。
西湖公安分局资料显示，前几年，该局每年处罚的赌博人员只有400余人次。到了2004年，该局查处的赌博治安案件多达700余起，被治安处罚的人数高达2300余人次，治安拘留600余人，劳动教养9人，被处罚者中，本地人占80%。
以前仅一年三季种、采、炒茶叶就忙得农民不亦乐乎，只是冬天有些时间“小搞搞”。可现在“农转非”后的村民，雇人种、采、炒茶叶。杭州周边郊区的茶农多数雇用了安徽、江西等地的打工者搞茶叶。本地人多数只照顾茶楼或市场的生意，这样空闲时间就多起来。
农民和生意人富了起来，但其文化娱乐生活并没有质的提高，只是在量上加大了。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再满足于往日的“小搞搞”，加大了赌注和参赌次数。以前是随处“小搞搞”，现在则参与到股份制赌博集团“大搞搞”。
赌博吸引当地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赌博可能让他们手中的钱快速增值。记者调查发现，“农转非”的村民和暴富的生意人，很少出入市里的高档娱乐消费场所，他们一般叫不出这些场所的名字。当地人认为出入这些场所，钱白花了，而赌博则不同，赌博也是一种投资方式。
龙坞赌场的大股东黄金祥就是靠赌博发达的。黄金祥本是龙坞镇农民，起初做茶叶生意，积攒了一点钱。茶叶淡季或平常空闲时，黄金祥就进出各赌场，一开始是“小搞搞”，2003年在“筒子功”赌博中赢了150多万元，随后黄金祥联络多人以股份制形式开办赌场，随后日进万金。
正是抱着既能赢钱又能打发时间的心态，当地人前赴后继地走进了赌场。针对日益严峻的赌博形式，浙江省决定今年1～5月全力开展禁赌专项活动。重点整治职业性豪赌、互联网赌博、赌球、跨境赌博等。四大赌博集团于是被成功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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