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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欧洲国家做报告时常被问及，这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怎么会起飞得那么快？笔者认为，它的发生是许多国内外因素促成的。最主要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头，接受了市场经济这一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理论。这种被挤压多年后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无穷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前苏联的瓦解，中国减少了最大的威胁，冷战结束，使中国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
我把中国形容为一条古老而沉重的巨船，在大海中航行。尽管国外还有一股邪恶力量，想方设法阻止它的前进，但是，它坚如磐石，一旦找到了航行的方向———经济救国，它就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经济全球化中国是受益者
笔者对西方提出的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方案，至今仍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因为它对人口少、资金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它们无能为力，只能听从世界经济大国的摆布。但对中国这么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在拳击场上打拳，一个两米多高、200公斤重的拳击手走上台来，他再笨重，你想打倒他也不那么容易。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每说一句话、每提一个意见，别国都要掂掂分量，考虑考虑。更何况，中国往往是代表第三世界的国家说话，有足够的后盾。
韬光养晦，以外交促经济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之所以被人称道，是因为这20多年来的实践，使中国人民脱离了贫困，走向了富强。他提出的“韬光养晦”形成了一条新的外交路线，潜力无穷。尽管有人批评中国“韬光养晦”、不与欺侮中国的国家直接碰撞的政策，说这失去了大国的风度，灭了中国人的志气，但实践证明，它是成功的。最关键的是，中国集中精力埋首建设，使经济起飞，它所发出的巨大威力使全世界地动山摇。
笔者发现，这一年来，中国已经从被动的“以经济促外交”，转到有意识的主动的“以外交促经济”。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值得深入探讨。
且看去年中国眼花缭乱的“以外交促经济”、全面出击的各种活动，令第一世界国家目瞪口呆，让第三世界拍手欢迎。首先是中国的近邻东南亚国家，自朱基总理首先提出和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以来，现在已经到了逐渐落实、具体研究互相减免关税的阶段，一反过去西方大国只考虑本国利益、剥削小国的历史，消除了东盟国家的忧虑。在处理南沙群岛等争议问题上，中国提出共同开发，也争取了主动，缓和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摩擦。胡锦涛主席出访拉美4国，签订十几个贸易合作协议，互通有无，都是史无前例的。接着，温家宝总理又访问非洲，双方寻求“双赢”或“多赢”的办法，支持非洲摆脱贫困。这种以心服人的举动，使挑拨者黔驴技穷。
对欧经济牌“相当得体”
在与欧洲关系问题上，中国这几年大打经济牌，做得相当得体。欧洲这些年来经济不景气，也需要中国提携一把。此外，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这些年来在不断变化，我们这些住在欧洲的人特别有直接感受。自己的祖国强大了，别人就会对你肃然起敬。特别是欧洲人，普遍很欣赏和尊敬有学问有本事的人，他们对国家也是如此。对中国的五千年文化他们普遍是很尊重的，但对中国这一二百年来的穷困和落后，他们很看不起。中国经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奇迹，使他们佩服之至。一个德国朋友对我说：“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说明中国人不笨，现在证明了这一点。我怀疑，其他国家如果有同样的条件，是否也能起飞得那么快？”
去年，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汉堡举办中欧峰会，欧洲与中国之间举行了数不清的学术、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施罗德相继访华；德法首脑宣布支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温家宝总理访问荷兰，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会面，等等等等，都说明中国外交上的成熟，也是经济起飞的结果。
经济促外交，外交促经济，对第一世界的影响特别突出。欧洲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自己在民主道路上先走了一步，因而自视高人一等，对其他国家爱指手画脚。目前，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连中国人民银行提高利率都会影响世界股票的涨落，因而，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举足轻重。
中国需创建“日本学”
中国这种自由开放经济的政策，不只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也向韩国、日本频频招手。韩国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两国之间相当友善；但日本则深不可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又怕又妒又恨，又不知所从。他们心胸狭窄，看到中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心态极不平衡。可是，中国又是日本经济的一大支柱，一旦倒塌，对日本的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一些右派记者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企图制造这样一种空气———中国领导人在挑动反日情绪。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此在本国国民当中制造仇华心理，找借口加强和扩充军事力量。日前，笔者与德国的老总理施密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中国对日本的友善不要操之过急，不然会得罪一批不喜欢日本的亚洲国家。日本不承认二次大战的罪行是不明智的，给自己带来了孤立。”
中国对待日本，不是什么韬光养晦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善两国人民关系的问题。必须从民间着手，促进民间的经济合作。
不久前在上海，我和在京都龙谷大学任教的老朋友卓南生教授相遇。我们都认为，中国太不了解日本，应该多出些书，多召开些座谈会、研讨会。中国的对日政策，有时过软，有时过硬，而且带有不必要的成见，必需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日本把中国人的脾性吃透了。中国也需在各大学创设“日本学”，要全面、系统、科学、严谨、客观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要学会尊敬他们，他们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
笔者认为，对待日本人民、做生意的人要友好谦和，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不应负责任。但日本政府的过分举动，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成心做给你们看，向你们挑衅，看你们怎么办。中国也不能过多谦让，你越谦让，他就越会得寸进尺。
国内有一些人认为，过去的旧账就让它过去吧，不必再提了。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日本在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需澄清，而且要不断地提，这是对历史的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笔者时常怀疑，中国是否仍有必要与日本的经济扣得那么紧？“外交促经济”也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时候，让日本经济界吃点苦头，让他们跳出来叫嚷，比你不断提抗议要强有力得多。这只是笔者在欧洲的一己之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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